《比较宪法研究》.docVIP

比较立宪主义研究的议程 ? Kim Lane Scheppele著 朱国斌译 如果本国的过去已像是异国他乡，那么其他国家的过去岂非更加让人陌生？[1]但是，如果要了解宪法和它们的涵义，不仅仅需要了解外国的情况，而且还需要了解外国的历史。 对宪法历史的比较研究，与时下法律和司法领域的两大主流—对美国的研究和对现状的研究，是背道而驰的。有志于探索美国宪法历史的学者非常屈指可数，有志于探索外国宪法的学者更少，有志于研究外国宪法历史的学者就少之又少。但立宪主义一直都不是一个针对单一国家的议题，如果不清楚立宪主义的历史演变，就不可能完全理解目前宪法体系的多元化和各种压力。在本文中，我希望对于比较立宪主义的历史作一个简要的介绍，使那些感兴趣的人对此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从而得以入门。 在许多方面，本文都受益于Lee Epstein(1999)和Neal Tate (2002a, 2002b)在《法律和法院》上所做的初步探索。他们的文章都追溯了政治学科思想史及其对比较法的理解。因此，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本文并不集中讨论学科发展史，而是运用跨学科的资料来观察宪法发展的历史本身。毕竟，如果政治学学者不来做这个研究（正如Epstein和Tate所指出的那样），谁可能会做呢？答案是历史学家、法律学者、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以及一些政治学家来做。在本文中，我将使用一系列跨学科资料呈现出Epstein和 Tate没有涉及到的同时期的立宪主义主要事件。 但为什么要首先研究比较宪法史？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许多默认的固定出发点实际上都是一些具备时间和空间背景的变量；而如果我们不了解与之相对的反例，这些变量的属性就含混不清。例如，民主主义和立宪主义的矛盾，立宪主义和法律研究的联系，关于立宪主义与宪法制定者和其继认者之间关系的密切相关的假设，关于所有功能齐备的名符其实的宪法都是既自由主义又民主主义的观点，等等。从历史比较研究的角度看，以上所有想法其自身都可以是非常地域化的和非常独特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可以预防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变得“国籍化”，并使我们成为更具灵活性的宪法演进史理论家。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研究政治演进史而研究宪法史呢？在一些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例如英国，这两种历史在很大程度是重叠的。但在那些有法律效力的成文宪法（不是传统型的或谨慎型的）、政治上又有剧烈的跃进式发展的国家，立宪运动和政治运动一般遵循不同的主线，并可能走向相反的道路—例如19世纪和20世纪的德国(Hucko，1987)和埃及(Brown，2002)。 那种认为立宪主义的背后是法的力量的观点将政治发展和我们法律和司法研究领域联接了起来。宪法学者担心法律和政治的关系，他们既探索如何在法律界线外运作政治，又探索如何在政治界线外运作法律的方式。因为二者必然互相依存，政治和法律亦不会互致溃败；而宪法史的研究表明，为政治和法律留出各自的理论空间、并考虑其相互之间的影响，不论在概念的有效性上还是在现实的必要性上都是有益的。不论是法律约束政治，还是政治践踏法律的情况，在实证上都有丰富的素材可供考察。重要的是，从历史上看，政治学领域里的法学研究并不是总是被司法研究挤垮。法的力量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这表现为最早期的当国王违背诺言时赋予贵族抵抗国王的权力的规范性宪法文件，到后来的授权独立的司法机构判断相关主体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正当理由。但是法律和政治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历史时期均不一样，因此，以这种关系为核心，从宪法史的视角去观察政治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还需要做几点声明。即使穷尽一生的努力，也没有人能独立书写世界立宪主义的历史。但是近年来van Caenegam(1995)，Lane(1996)，Gordon(1999)等人做出了出色的尝试。就算是只关注世界上的一部份国家，一篇短论也只能关注一些主要的特征。此外，由于我的专长在于欧洲宪法史（尤其是东欧国家宪法史），我知道我对其他地区的情况的关注就相对地少了一些。我希望本领域的其他学术背景的成员能够填补我留下的一些空白。在本文关注到的领域内，参考书目能够帮助那些对某一特定议题感谢兴趣的读者。我将参考书目限定于英语文献；还有大量相关国家语种的文献没有被收录。本文不能满足所有读者的胃口，但我希望它至少能刺激他们的食欲。 现代立宪主义的史前史 如同其他许多西方传统思想一样，我们关于立宪的故事也始于古代。[2]“对建立非个人力量的渴望”(Castiglione，1996:11)鼓励了各种各样关于宪法可能性的久远讨论（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1992：Books IV-VI）。尽管这些思想后来统治了宪法史，但它们在古代仅仅露出了隐约的征兆。这些思想认为，特定的政治契约可以有法律效力，法律义务也可以使政治人物做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