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三).docxVIP

—  PAGE \* MERGEFORMAT 72 —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三） 第三章 试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实践 　　“建立和实施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这一完整的命题，是司法部部长肖扬在1994年1月在讨论《律师法》（草稿）时首次明确提出（参见本书第一章）的。但是“法律援助”一词在我国的应用究竟从何时开始出现？则在1993年底或者更早，在少数律师业发展迅速的大城市，如北京、广州，社会对法律援助的客观需要已显端倪，更由于他们比其他地方更早接触国外境外的法律援助制度，可能在1994年1月之前就在某些场合使用“法律援助”一词。有材料表明，广州市司法局由于直接受香港法律援助制度的影响，早在1993年初在有关律师体制改革文件中使用“法律援助”这一概念，并设想：为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竭尽律师的社会义务，保障确有经济困难的当事人享有律师服务的权利，更好地维护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律师的法律援助要从自发性援助向制度性援助转变。北京市司法局在1993年底提出开展律师法律援助工作，当时主要是基于适应一些生活困难的公民对法律帮助的需求、建立北京律师的良好形象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考虑提出的。从全国范围讲，一些大中城市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试点，是对肖扬部长提出建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设想的积极响应。在此之前，类似法律援助性质的活动在法律服务界屡见不鲜。但是，建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试点是自1994年初为起始，持续到1996年3月、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颁布前后。在试点的两年多时间里，试点城市由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郑州等几个大城市发展到无锡、镇江、银川、西宁、青岛、长春等大中城市以及安徽省、四川省等省的范围内的试点。形成了以广州、北京、上海、武汉、郑州五城市为代表的法律援助工作典型模式。各试点地方积累了丰富的法律援助实践经验，为后来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一、法律援助制度试点前的基本情况 　　正如在新《刑事诉讼法》、《律师法》颁布之前，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在我国建国以来的一些法律法规中早有体现一样，在“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制度被付诸实践（包括试点时期的实践）之前，全国各地法律服务行业一直在自发地做着带有法律援助性质的工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类工作更加突出。以律师为例，建国以来，特别是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律师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减、免收法律服务费，为贫困当事人提供帮助的事例随处可见。 　　1984年，河北省三河县白庄乡农民因抵制违法占地，受到地县个别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压制，造成1人死亡，5人被捕。北京市慧丰律师事务所的杨炳芝、法大律师事务所的李梦福等6名律师同情农民所受的冤屈，尽管案情复杂艰难，还是毅然决定免费承接此案，经过一审、二审、申诉，调查取证，召开新闻发布会，走访有关部门。历时10年，没要农民一分钱，自己贴上上万元。在他们的努力下，最高人民法院等中央八大部门排除层层干扰，终于使这起10年冤案的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最后保护。农民们向6位律师送来一面锦旗，热情赞誉他们“护法护民，刚直不阿”。 　　1992年5月，“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在武汉大学打出了“保护弱者、伸张正义、播洒爱心”的旗帜，亮出“以最优秀的律师，义务为最需要帮助的人依法提供优质的服务”的宗旨。很快，一支由30名武汉大学法学会优秀会员和10名研究生组成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了。该中心承办的第一件案子就轰动了武汉三镇乃至全国。1992年夏，16岁的少年邱小龙因与继母不和被父亲暴打一顿后赶出家门。小龙的遭遇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也牵动了该中心李祥平律师的心，他把小龙接到“中心”管吃管住，免费为小龙打赢了这场据说是中国第一宗子告父的官司，不仅使邱小龙得到了生活保障，而且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强化法律意识的大讨论。在以后的差不多4年的时间里，青年志愿者们义务为那些急需法律援助的社会弱者提供服务，共接待解答法律咨询6000余人，回复咨询求助信函5000多件，代理诉讼近200起。 　　1993年前后，全国律师事业在改革中迎来大发展，律师的作用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于是作为律师的主管部门，强调律师要积极为经济贫困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服务，建立良好职业形象，使律师向穷人提供法律服务被视为一种律师个人的自愿慈善行为，逐步成为律师的职业道德内容之一。 　　北京市司法局在1993年明文规定：“各律师事务所每月至少两天为义务咨询日”，“每名律师必须每年应免费为公民办理一件刑事、民事或其他案件”。还规定“对法院指定的刑事案件，律师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据此，北京市司法局每年定期组织律师大张旗鼓地走上闹市区开展义务法律咨询，北京市各家律师事务所挂出“每周末为义务咨询日”的牌子。对一些律师为经济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