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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私有化解决三农问题 这位北京智囊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应该把土地 的所有权归还农民，而不是恢复地主；土地由农民处置，让善於经营者经营，解放 生产力，让市场机制生效，创造富裕的农村人口，也创造巨大的内需市场。 纪硕鸣/专访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蒯辙 二零零五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关注的还是「三农问题」。在中国，农业、农村 、农民合称「三农问题」，涉及九亿人口，一直困扰着执政党。如何解决「三农」 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就被中南海领导高度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源自农村的联 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从农村经济体制开始，然后包围城市；当城市改革不断深化， 城乡差别拉大，「三农」问题又变得日益突出了。 随着中国改革迈向市场化、私有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摆上议事日程，中国农村土 地私有化问题也在一部分学者中被提起，并引起争议。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蒯辙 就是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倡导者之一，蒯辙认为，「三农」问题最大的是农民问题， 而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所有权问题。「中国取消农业税，确有划时代意义，能减 轻农民负担，但根本问题不是农业税，而是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积极性的根本问 题是土地私有化问题」。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蒯辙指出，当年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一句简洁而 实在的口号，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共产党取得政权几年后，农民成了公社 社员，土地又收归国家所有，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生产能力低下。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随着「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责任田」的实行，中国 大地出现了久违的生机，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一下子爆发出来。但蒯辙认为「包产到 户」却并没有「到位」，目前农民的种地积极性严重下降，结果造成了农民种地净 收益的只降不增，直到种地出现严重亏损，「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土地的所有权 问题没有解决造成的」。 不过，中国传统农业大省安徽最近完成的一份大规模调查表明，多数农民并不赞成 土地私有化，而倾向於建立新型土地合作社。蒯辙认为，这样的调查并不一定科学 ，和当年国企改革，绝大部分工人不愿打破铁饭碗一样。 以下是访问的摘要： 为什么你说三农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是土地所有权未能根本解决造成的？ 在土地公有的情况下，土地承包制的实质是农民为国家的雇农。分配的逐级截留， 使地位十分被动的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跑堂人而不是主体，农民投入产出的矛盾日 益加深。在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农民不是土地真正的主人，土地只是 他们打工挣钱维持基本生存的工具。再者，城市化发展，对土地利用的急功近利、 过度使用，而使土地质量变得瘦瘠，产量下降。农民只有真正拥有土地产权后，才 会更加珍惜、利用和创造性地开发土地，高效地、可持续地使用土地，因而从根本 上解决三农问题。 现在农民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处置权？ 是的，因为农民既然没有土地所有权，当然也就不具有对土地的自主处置权。城里 人随意对土地的处置，使农民心寒，土地因是国有、公有的现状，使近年来农村土 地徵用引发的问题，在农民负担之外，成为又一个日益严重困扰农村的社会问题。 徵地引爆社会矛盾 土地徵用问题是复杂的「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最集中的焦点在补偿和安置上。 事实上，现在是政府和开发商均分了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带来的增值。又使农民和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处於不公平的地位，这里一个关键就是农村土地财权的软化和不稳 定状态。一头是政府随意徵用和侵占农村土地、随意确定和拖欠补偿费用；一头又 是基层行政组织随意侵占和挪用土地补偿金，随意借出和变更土地承包合同。这种 对土地随意处置的方式，严重地侵犯和损坏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及生产积极性，这些 问题都是因土地公有制带来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的模糊不清所造成的。 土地私有化有什么好处呢？ 农民在土地徵用及农业生产当中成为真正的独立的财产主体，我想可以极大地解放 农村生产力，可以调动农民种地积极性，推进农民尽早进入小康。农村始终存在着 一批热爱农业生产的人，精耕细作，并任劳任怨，一旦拥有了对土地完全产权，他 们就会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孙孙都会为之付出努力。 中国的农村土地目前还是集体所有的，这和国有还是有区别的吧？ 宪法规定，农村和市郊土地为集体所有。不过，这一产权界定现在已呈虚置状态。 「集体」（生产队、生产大队和某些社队企业）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均已停止，作为 各该组织的成员（村民小组、村民集体、乡镇农民集体）只是人身的简单集合而非 社会法人，不能履行所有权职能。村党支部是政党组织，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 他们的社会职能规定这些组织不能代表土地的集体所有者。於是，土地集体所有权 的虚置因此而成为事实。现在流行的由村支书、村主任代表「集体」签署处置本村 土地的法律文件，其实是不合法的，由乡镇政府代表「集体」签署更是侵权行为。 集体所有权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