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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互动及其双向选择——以印度佛教和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为例 汤一介 　　内容提要：本文以印度佛教和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为例，讨论了文化的互动及其双向选择问题。特别指出今天中国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应当将自己文化中的一些合理的东西输送出去，以有利于人类社会之发展、进步。 　　今日中国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的传人，它们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面貌。第一次是自公元一世纪开始传人的印度佛教文化；第二次是自十六世纪末、特别是自十九世纪中，西方文化的传人。固然在唐朝有基督教的一派景教的传入，在元朝有也里温可教的传人，但这两次西方文化的传人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中断了，在这里我们不去分析其中断的原因，因为这和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印度佛教文化和西方文化（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的传入大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一、从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看文化的互动及其双向选择 　　印度佛教文化，它虽是以一种宗教的形态进入中国，但我们可以说印度佛教“亦宗教，亦哲学”，它曾经影响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如宗教（例如中国的道教）、哲学、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广大人民的社会生活。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体上可分三个阶段： 　　（1）由西汉末至东晋佛教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又称“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佛教传入中国后，开始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所讲的内容主要是“魂灵不死”、“因果报应”之类，故袁宏《后汉记》中说：在汉朝时佛教“又以为人死精神不死，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这类思想实为中国所固有，故佛教可依附于此而流行。至汉末魏初，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渐多，其中既有小乘的经典，也有大乘的经典，于是佛教在中国也就分成两大系统流传：一为安世高系，是小乘佛教，重禅法，时《安般守意经》、《阴持人经》等已译成汉文。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家、神仙家的呼吸吐纳之术相似。后者解释佛教名词概念，似汉人注经的章句之学。《阴持人经》对宇宙人生的学说以“元气”为根本，以“四大”配“五行”，“五戒”配“五常”，并说“元笃”即“五行”即“五阴”（五蕴），例《阴持人经》释“五阴种”谓：“五阴种，身也。……又如元气，……元气相含升降兴废，终而复始，轮转三界，无有穷极，故曰种。”此种以“元气”释“五阴”自与佛理相去甚远，而与当时“道术”颇有相近之处。二是支娄迦谶系，为大乘佛教，讲般若学。初安世高禅法在中国颇为流行，但至魏晋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兴起，而后般若学大为流行。支娄迦谶一系认为人生根本道理最重要的是使”神返本真”，而与”道”合，已见其受老庄影响。支娄迦谶再传弟子支谦译《般若波罗密经》为《大明度无极经》，把“般若”译为“大明”，当取自《老子》“知常曰明”的意思，“波罗密”译为“度元极”也是说达到与“道”（“复归于无极”）合一的境界。这一译经名称已见他使佛教迎合“玄理”。盖因玄学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的问题，而佛教般若学的中心问题为“空”、“有”与玄学比较接近，并采用“格义”、“连类”等方法相比附，道安在《毗奈耶序》中说：“于十二部，毗目罗部最多，以斯邦人老庄行教，方等兼忘，故因风易行。”此中之原因，就在于般若学和魏晋玄学颇有相近处，于是两晋的“名士”与“名僧”互相标榜，“玄”、“佛”大有合流之趋势。中国本土学术的变化影响着印度佛教传人的方向，中国本土文化又在吸收着印度文化以滋养自己。东晋初般若学虽有“六家七宗”，但其基本上仍依附于玄学，而后有僧肇的《肇论》出，可以说它既是对魏晋玄学讨论问题的总结，又是佛教中国化的初始。《肇论》借用佛教般若学思想，但讨论的却是中国魏晋玄学的问题，而且文章风格又颇似王弼的《老子指略》和郭象的《庄子注序》，这正体现了两种不同传统文化在互动中的双向选择。 　　（2）东晋后，佛典翻译渐多，且系统，己见印度佛教与中土文化之不同，而引起两种文化之矛盾与冲突，并在矛盾冲突中互相影响和吸收。我们可以看到，今日保存之《弘明集》中涉及了当时争论之诸问题，如关于“沙门应否敬王者”、“神灭与神不灭”、“因果报应有元”、“空有关系”以及所请“夷夏之辨”等等。在这些问题之辩难中，既可看到相互冲突处，又可见到相互吸收处。这时正是由于佛典翻译日多而出现了佛典经师讲论之盛行，表面上似有印度佛教取代中土文化之形势，但至刘宋《涅经》渐流行，特别是四十卷本《大涅经》出，印度佛教在中国之形势为之一变。佛教般若学虽说要求“破相显性”，但却是偏重在破相方面，而至宋齐以后有涅学之兴起，至梁大盛，我们可以发现涅学与般若学有着前后相继的关系。这就是说，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流行的佛教在破除一切世间虚幻的假象后，涅“佛性”的学说才得以彰显。梁宝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