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docVIP

论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论文内容提要：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的规定从表面上看是明确的。但由于法律条文允许变通的条款，加上强制性措施的缺乏，使得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形同虚设。证人不出庭作证对我国刑事诉讼活动造成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如有损法律权威性、难以保证诉讼任务的实现等等。最重要的是，它不利控辩式诉讼架构的建立，因为它使直接言词原则无法得以完整的建立，而直接言词原则可以说是控辩式诉讼模型中至为基本的原则。考察国外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不难归纳出它们有两个特点：（1）强制性规定与相应的惩罚性措施并举；（2）以“强制到庭作证是原则，不到庭作证是例外”为模式。同时也不难看到，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是不分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普遍采用的一项制度。我国为真正保证证出庭作证，应当提供以下几方面的制度保证：（1）排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作证证人的证言笔录的法律效力，（2）赋予询问通知书和出庭通知书以强制效力，（3）规定拒绝作证特别是拒绝出庭作证是一种妨害刑事诉讼秩序的违法行为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 正 文 证人证言是七种法定刑事诉讼证据中重要的一种，随着控辩式诉讼模式在我国的确立，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证明力更形重要。要让证人证言这种证据的证明力得到充分完整的发挥，证人直接出庭作证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而众所周知，我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拒绝作证，特别是拒绝出庭出证，已成为困扰刑事司法审判多年的一大难题，在刑事诉讼法作过修改之后，也仍然是了无起色。本文拟对此现状作一检讨并提出立法方面之动议。 一、我国现行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立法规定 从表面上看，关于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在法律上的规定是明确的，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共同讯问、质证，听取各方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既然证人证言要经过询问和质证始能作为定案依据，那看来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应是一般人凭常识就可以得出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41条似乎使这种认识进一步明确和清晰了，该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从此规定中不难得出判断，那就是以“证人到场作证为原则，不到场作证为例外”的证人作证原则已然确立， 可是，我们随后又将在刑事诉讼法第157条中读到：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按理说，这一规定应当是受法律限制的极少数例处情况，但这一规定毕竟从法律上为证人不到庭作证提供了依据，也就是说，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到庭作证的话，对其证言当庭宣读即可。这种感觉在〈解释〉中得到了印证，该《解释》第58条第2款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作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该《规则》第282条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拟不出庭的证人，可以不说明不出庭的理由。 从上述规定，我们不难看到对证人是否应出庭作证在条文规定上的含糊不清，态度暧味，甚至是相互矛盾。而如果对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书面证人证言尚可以理解为是特指《解释》第141条所指的几种特殊情形，除此之外证人仍是必须出庭的话；那么，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对于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缺乏强制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141条虽然规定了证人应当到场作证，对于法定原因不能到场作证的，也要经过人民法院准许，但是，如果证人无正当理由擅自不到庭作证又将如何？《解释》未作出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37条第2款规定，对证人证人笔录存在疑问的，确实需要证人出庭陈述的，公诉人应当要求延期审理，由人民法院再次通知证人到庭提供证言和接受质证。且不说人民法院是否愿意再次通知，如果人民法院再次通知，证人依然拒不到庭作证，又将如何办理，该《规则》未见下文了。我们都知道，一条完整的法律，应当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份构成，缺了“制裁”的法律，又能有什么效力呢？ 法律条文本身的摇摆不定，加上强制性措施的缺乏，使得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这一规定形同虚设，甚至连案件的关健证人出庭的比例也很低，据某检察院的统计显示，自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刑事证人到庭率不到5%，，由此而见，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人出庭作证是原则，不出庭是例外”在实践中已演化为“证人出庭是例外，不出庭是原则”。 证人不出庭作证，使得法庭多以宣读证言笔录来予以代替。 二、证人怠于出庭的社会成因探究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复杂的，既受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