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抽象与具体之间_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司法工作的中观监督研究_黄忠顺.pdfVIP

·主题研讨· 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5期 游走于抽象与具体之间* ———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司法工作的中观监督研究 黄忠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方式过于抽象往往难以确保监督实效，而 过于具体则容易遭致减损司法独立性之嫌疑。在中观层面构建内外部衔接机制、审查规 范性司法文件、监督参考性案例、开展类案监督与示范性监督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着眼 于防范大量错案发生，以最小的监督成本取得最大的监督效果，代表着地方人大常委会 监督司法工作方式改革的基本走向。 关键词：监督司法工作；类案监督；规范性文件；参考性案例；示范性监督 中图分类号：D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 一、历史沿革与基本走向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作为地 方权力机关常设机构的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的工作。然而，《宪法》尚未规定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的方式，连司法机关是否需要向 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工作报告也没有明确规定。由于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人大及其常委会对 司法工作进行监督，实践中形成法院、检察院向人大作工作报告并由人大作出决议的宪 1 法惯例。 此后，《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法院组织法》第1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 院和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然而，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听取司法机关工作报告并作出决议的方式进行司法监督在实 践中往往是“走过场”。即使发生司法机关工作报告未获通过的情形，立法者也并未给出 相应的处理措施，实践中通过修改后继续审议的做法显然不足以彰显人大监督的权力性 属性，过于柔性的监督方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人大监督的期待。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 与最高人民法院分别通过《关于检察机关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若干问 题的规定》(高检发[1993]17号)、《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 的若干意见》(法释[1998]26号)要求各级检察院、法院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 监督与工作监督，但基于其角色限制，也未能规定具体的监督方式。直至2006年出台的 作者简介：黄忠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 本文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2012 年度委托重点课题“地方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的重点、途径 与方式”的研究成果之一。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才对人大 及其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的方式加以规定，但这些规定仍然显得过于抽象。然而，《监督 法》规定的六种监督方式，除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具有刚性效力，其他监督方式则或者不 足以称为独立的监督方式，或者仅具有柔性的监督效力，而立法者并没有解决不同监督 方式之间的衔接问题，也没有明确妥善处理人大监督与检察监督等其他类型监督的关 系，可见地方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的方式仍然过于抽象。由于法律规定的监督方式 过于抽象，在人大监督司法工作的实践中涌现了诸多具体监督方式，较为典型的有办理 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以及个案监督两种，然而前者被指有悖《监督法》第4条有关 “集体行使监督职权”的规定且容易引发人大代表滥用监督权干预司法的道德风险，而后 者存在违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规定的问题。2 由此可见，地方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的方式历经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的发展 历程，但《监督法》规定的六种监督方式仍然显得过于原则，而实践中推行的监督方式则 显得过于具体而存在减损司法独立属性的嫌疑。对此，笔者认为，在解释论层面，地方人 大常委会可以灵活切换不同的监督方式，并通过支持检察院等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程序 或问责程序实现监督目的，从而使得法律原则性规定获得具体化；在立法论层面，《监督 法》明确列举监督方式被反面解释为该法所规定以外的其他监督方式不能再使用，但这 并不妨碍享有地方性法规创制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地方性法规确定新型监督 方式。诚然，地方性法规确立新型监督方式不得违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基 于宪法性法律已经对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监督有着基本规定，地方性法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