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9世纪清朝和沙俄商贸关系探究.doc

17～19世纪清朝与沙俄商贸关系探究 张杰 　　【内容提要】　清朝与沙俄的商贸关系同两国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一样，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有过友好和睦时期，也经历了矛盾斗争的历程。历经三百多年的商贸关系缘于两国资源与商品的强大互补性，在竞争与矛盾中两国都得到了收获与发展。探析清朝政府与沙俄对商贸活动采取的各项政策，发现其中的内在规律，有利于推动当今两国的商贸发展。 　　【关键词】　清朝　沙俄　商贸关系　恰克图 　　【作者简介】　张杰，1971年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系副教授、经济学硕士。(北京　100038) 　　清朝向西方开放有很长的历史，在与诸欧洲 国家的商贸关系中，大清尤其重视的是沙俄，因为只有俄罗斯才能从陆地上西、北两个方向威胁中国的腹地。沙俄与中国一切关系始于商贸关系的出现，最初交往动力来自于人类最原始的行为——对商品的需求。 　　两国开展商贸关系的客观基础非常坚实，漫长的边境线和商品与资源强大的互补性支撑了几个世纪经济关系的演变，经历了沙皇俄国、苏联、俄罗斯联邦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因为战争和冲突而消失。双方不论是国家还是公民均从这种关系中获得了动力与利益。 一　清朝和沙俄签订的与商贸问题有关的条约 　　自明朝起，中国与沙俄就有了较大规模的商 贸关系，正式商贸关系始于清朝1689年与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19世纪以前与两国商贸关系有关的条约还有：1727年的《布连斯奇条约》、1728年的《恰克图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瑷珲条约》、1859年的《黑龙江通商条规》、1860年《北京条约》和1862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 　　《尼布楚条约》是起始性条约：“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贸易互市”[1]。《恰克图条约》对商贸活动的地理位置给予了规范：“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者，可以在尼布楚及色楞格之恰克图选择适当地点，盖房屋、墙垣和栅子”[2]。《瑷珲条约》主要对交易性质做了表述：“两国所属之人互相取和，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员等在两岸彼此照看两国贸易之人。”[3]这些商务条约的共同点是对两国商贸关系的税收政策、商务活动次序做了规范，具体体现了以下内涵： 　　第一，免税与低税政策是中俄边贸中频繁使用的手段。 　　《北京条约》第四条规定：“所定交界各处，准许两国所属之人随便交易，并不纳税。各处边界官员护助商人，按理贸易。”[4]1859年(咸丰九年)4月，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瑷珲订立《黑龙江通商条规》14条，规定了两国边界贸易以货换货，俱不纳税，官为照料，以免争端。吉林与俄国的边界贸易亦按该条规实行[5]。“两国一切闲杂人等，除交换货物外，不准私自前往各屯易换物件及往来游玩”。《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侧重指出“边境百里不纳税”的内涵[6]。 　　第二，当时人们追求自由贸易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不是对等的。 　　北京条约规定中俄通商之处，准其随便买卖，该处官员不必拦阻。两国商人亦准其随意往市肆铺商零发买卖，互换货物。或交现钱，或因相信赊账俱可。居住两国通商日期，亦随该商人之便，不必定限[7]。 　　尤其是“边境百里不纳税”的规定可看出这一时期国家之间贸易思想的雏形。在俄国远东地区与中国相邻的沿边地带，存在着一条宽50俄里(1俄里等于1.06公里)的免税区[8]。这形同今天的自由贸易区，它比恰克图条约中的“贸易不取税”之意更接近现代自由贸易区之处在于，对免税地域的边界给出了具体范围。19世纪末这一形式可称作中国地区出现得最早的自由贸易区了，只是它是非平等之贸易。 　　第三，上述条约透漏出沙俄对中国经济扩张的意图。《北京条约》中规定：“东北重新划定的交 界各处准予两国之人随便贸易，并不纳税；新疆贸易除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外，增辟喀什噶尔为通商地点；俄国商人可由恰克图到京，也可经过库伦、张家口地方，销售货物。”[9]《天津条约》规定：“除两国旱路于从前所定边疆通商外，今议准由海路之上海、宁波、福州府、厦门、广州府、台湾、琼州府第七处海口通商。”[10] 二　清朝与沙俄商贸形式的变化 　　中俄当时商贸关系发展主要特点是以货易货贯穿始终，商队贸易、边境贸易、边界贸易、自由区贸易等现象则是主要载体。 　　第一，商队贸易是最早出现最先退出的。 　　中国商队以明清的茶商——晋商为主。早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晋商就已经开辟了北京—张家口—库伦一线的通商渠道。《恰克图条约》的签署为中国商户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晋商凭借经商和资本优势，促进了恰克图、库伦的商路。 　　但中国作为接纳方的时候更多，因为俄国商队比中国商队更多地进入中国境内。这时期两国商队都经历了政府的挤压与扶持过程，都经历了官商、半官商、私商的竞争与并存过程。俄商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