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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怨”诗说 ——兼谈黄潮龙的诗歌 □林继宗 我崇敬钱钟书先生由来已久。他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型作家。他不但在小说，散文上，也在学术论文、小品杂文、文论、书评、诗品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对中国的诗歌研究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对中国“怨”诗的论述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多年来令我感悟不已。 【一】不平便有了“怨”诗 孔子在《论语.阳货》上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诗歌作用之一。《汉书.艺文志》说“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诗.大序》则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倾向或侧重。司马迁或许是最早倾向”怨“诗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说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甚至有的以身殉诗文，如屈原赋《离骚》。《离骚》正是中国“怨”诗的代表作。司马迁归纳说：《周易》、《离骚》、《诗三百篇》等“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郁结就哀怨，诗歌大抵是“有所郁结”的不得志人士或伤心的失意者“发奋”的呼喊或叹息了。 在中国古代以至近代的诗歌里，往往劳者、饥者与怨者的怨恨之歌才真正反映出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听乐府古辞《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于是，“长歌当哭”成了人们熟知的常用语。国外“怨”诗之说也颇盛行。著名诗人海涅肯定地设问：诗之于人，是否像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格里巴尔泽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豪斯门说诗是一种分泌，不管是自然的分泌还是病态的分泌。 不平则鸣，鸣的常是“怨”诗。当然，如韩愈所说，得志而“鸣国家之盛”和失意而“自鸣不幸”，两者都是“不得其平则鸣”，但他更倾向后者。他比前人更明确地提出了“诗可以怨”的观念。《全宋文》说：“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后人干脆归纳为七字诀：“其中妙诀无多语，只有销魂与断肠。” 韩愈推崇穷书生的诗作。司马迁、钟嵘只说穷愁使人作诗、作好诗，王微只说文词不怨就不好，韩愈除了肯定司马迁的话，还说快乐人也作诗，但做出的不会是很好或最好的诗。韩愈的事实依据是：“穷苦之言”的好诗的确比“欢愉之词”的好诗来得多。十九世纪西洋不少诗人认为：最甜美的诗歌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诗歌。“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忧郁是诗歌里最合理合法的情调”，“忧伤宜于诗”。 快乐的特征是发散、轻扬，而忧怨的特征是滞重、凝聚。欢乐“发而无余”，忧愁“转而不尽”，正如歌德所言：快乐是圆体形，愁苦是多角物体形。圆球形是一滚而过，多角体辗转即停。 “不平则鸣”合乎心理学规律。先秦以来的心理学一贯主张：人性的原始状态是平静的，性“不得其平”而为情，情是平静受到了骚扰。道家和佛家都以水因风而起浪作为比喻。“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李翱《复性书》说：“情者，性之动。水汨于沙，而清者浑，性动于情，而善者恶”。宗儒程颐直截了当：“湛然平静如镜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势不平，便有湍激，或风行其上，便为波涛汹涌，此岂水之性也哉！...... 然无水安得波浪、无性安得情也？”愤郁是性的骚动，于是便不平，便有了“怨”诗。 【二】无愁空叹 无怨空悲 “一生失意之诗，千古得意之句”，这种现象相当典型，屡见不鲜。作出好诗，须经历卑屈、离乱、坎坷等愁怨怅恨之事，甚至失意一生，才换来得意之诗一联，这代价实在太大了，并非诗人们都愿意付出。于是自古以来便常有这种情况：诗人希望不付出代价或少付出代价就能写出传世佳作。多少人无愁空叹，无怨空悲，无病呻吟。大富翁作诗叹穷，小伙子作诗嗟老，千金小姐作诗怨红颜薄命，过着悠闲富足日子的人们作诗“悲秋”“伤春”。释文莹评论寇准的诗：“然富贵之时，所作皆凄楚愁怨。......余尝谓深于诗者，尽欲慕骚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李白、杜甫则不然，白居易评价失意的李白写出了得意的好诗：“不得高官职，乃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有位诗人写了一首百韵排律，呈送上司请教，上司读到其中一联：“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深表同情，愿意恤助，该诗人急忙卑恭地解释：“实无此事，但图属对亲切耳。”此事成了笑话，有人还续了两句：“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范成大曾笑说陆游“闭门自造愁”，陆游在《后春愁曲》中坦承：“醉狂戏作《春愁曲》，素屏纨扇传千家。当时说愁如梦寐，眼底何曾有愁事！”辛弃疾在《丑奴儿》词中也坦言：“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