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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协商民主制度何包钢 著 陈承新摘译/list.asp?SortID=8 真诚的同意——民主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讨论或者会议的最终结果。当他们掌握协商的技能和艺术时，民主社会的公民是能够胜任他们的角色要求的。 T. V. Smith and Eduard C. Lindeman (1951:130) ? 首先，决策群体中的协商需要对问题的出现、价值倾向、来自它们非正式环境贡献和方案开放且敏感。只有在这样一种制度化的观念和意愿的形成过程，和那些非正式公众沟通网络间的互动情况出现时，当今社会的公民职责和权力才不只是个人政治利益和个人被动消极享有国家专制当局所赋予权力的集合。 Jurgen Habermas (1994: 32) ? 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研究相当有限，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讨论乡村和城市的选举（Tianjian Shi 1999, Kevin J. O’Brien (1994), K.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2000, Oi and Rozelle 2000; Anne F. Thurston 1998, J. Howell 1998; Unger 2002, Baogang He Lang Youxing 2002等）。尽管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地方选举民主的产生、发展及意义，它们把视角仅限于选举也阻碍了对地方民主协商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