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徘徊在创新与保守之间.docVIP

《物权法》徘徊在创新与保守之间 　　一、《物权法》理论的创新 　　中国自清末民初走上“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以来，在法律制度上就选择了大陆法系。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的物权法，在中国学者中备受推崇。中国的物权立法不能不受其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但《物权法》在一些理论上突破了大陆法系传统物权理论的窠臼，在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中，第一次烙下了中国人的印痕。其理论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 　　1.确认了财产利用关系的独立地位 　　物权法的调整对象是物权法的根本问题。传统物权理论有一个经典表述，那就是“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归属关系的法律，债权法是规范财产流转关系(主要是市场交易关系)的法律”《物权法》抛弃了传统物权理论的这一物权法定位，在其第二条第1 款中规定：“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物权法》的定位是正确的。 　　财产利用关系在大陆法系并非无立锥之地，用益物权可以说是对财产利用关系的概括。但大陆法上的用益物权是零乱的、就事论事的，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则。之所以出现几种用益物权，是为实际生活所迫，根本不是为了调整财产利用关系。传统的物权法等于或至少相当于所有权法。而自二战结束以来，财产利用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财产关系，愈来愈具有独立于财产归属关系的地位和意义。这一变化是随着财产归属和财产利用的普遍分离而发生的。在传统社会，财产利用主要是所有人自己的事情，有了财产归属规则基本上就规范了财产利用关系。因此，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归属关系的法律这一说法曾经是恰当的。但在现代社会，财产利用更多地表现为所有权人将财产交给他人利用。非所有人利用所有权人的财产，产生了财产归属关系所无法包容的财产利用关系：所有权人、利用财产的非所有权人和其他非物权人相互之间的三重关系。所有权人怎样才能放心地将财产交给利用人?利用人何以愿意利用所有权人的财产?其他的非物权人如何对所有权人和利用人承担义务?这些都超出了所有权规则的范畴，需要一套新的专门解决财产利用问题的规则。因此，将财产利用关系从财产归属关系中独立出来作为物权法的调整对象，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且，公有制下的中国存在着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的天然分离，其对独立财产利用规则的需求则更加迫切　　《物权法》将财产利用关系独立出来与财产归属关系并列，共同作为物权法的调整对象，体现了立法机关对现代社会财产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意义十分重大。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中，第一次有了财产利用关系的独立地位，给中国物权法的现代化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其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价值，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2.拒绝以有体物定义物权客体 　　物权的客体——物，是物权法大厦的基石。然而，对物的理解长期未能达成一致：罗马法的物包括有体物和无体物，法国法继承了罗马法对物的理解，德国法上的物原则上不包括无体物。 　　可是，中国海峡两岸的物权法教科书毫无例外地照搬德国法的定义，将物定义为有体物。《物权法》没有使用学界通用的定义，不去定义什么是物，而是直接将物分为动产和不动产。《物权法》的这一选择是明智的。 　　有体物作为物权的客体是传统社会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罗马法虽将物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但由于所谓的无体物(权利)最终落脚于一定的有体物上，因而罗马财产法本质上是有体财产法。当时的财产几乎都是以有体物的形式存在，用益权等无体物也是附着于土地、房屋等有体物上。19 世纪前后的欧洲，尽管工业革命的大幕已经拉开，但有体物仍是人们基本的生存物质，因而承继罗马法有体财产法的传统，无疑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的理性选择。但现代社会中，有体物当然还是财产，但影响社会和个人财富总量的很大程度上是价值物。资产、存款、证券只是一种文字或数据的文件，基本无“体”可言，或这个“体”没有实际意义，但却是实实实在在的财产，其价值与有体物并无不同。不仅如此，人类还从实际需要出发拟制出许多具有稀缺性的资源和财富，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拟制的财产。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如果仍将物限定于有体物，无异于作茧自缚。如果物权法只对有体物作出规定，那么价值物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物权法将失去作为财产基本法的资格。 　　《物权法》采取了回避争论的立法技巧——不定义物权客体，直接规定物权的客体为物。但其倾向性十分明显，即现代社会无论如何不能再将物权客体限定在有体物。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意味着现代社会的一切财产只要具备物权客体的特性都可以成为物，物权客体因而具有了开放性和最大限度的包容性，进而为物权法成为财产基本法奠定了基础。 　　3.删除了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条款 　　物权与债权的严格区分是物权立法的逻辑前提。但大陆法传统民法却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理论，即物权优先于债权。《物权法》删除了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条款，直接表明了立法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上的立场。其勇气是值得称道的。 　　物权优先于债权之所以能成为传统民法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