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米亚人”与“老克腊”——审美文化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研究.docVIP

“波希米亚人”与“老克腊”——审美文化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研究 P style=MARGIN: 0px 10pt; TEXT-INDENT: 20pt; LINE-HEIGHT: 150?一、问题的提出 P style=MARGIN: 0px 10pt; TEXT-INDENT: 20pt; LINE-HEIGHT: 150?审美文化是人类全部文化活动的一部分，而经济活动同样是人类的文化活动。抽象地看，作为人类文化活动整体中的两个方面，这二者之间相互发生联系和影响应当说是很正常的。事实上，上古时代的人们也的确认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生产活动和满足审美需要的艺术活动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矛盾冲突。苏格拉底和西庇阿斯在谈论什么是“美”时，就把美女和汤罐放在一块儿比较；古拉丁语中的“艺术”（ars）这个词则把今天所说的审美的艺术同满足物质需要的生产技艺都归在一起；而中世纪的“七艺”中，实用的算术、几何与审美的修辞、音乐也都是列在一起的。中国上古时代关于审美的艺术与实用的技艺之间关系问题也有相似的看法。按照孔子“尽善尽美”的要求，审美和功利至少应该是统一的。如果美女和汤罐都可以称为美，那么要在审美活动和满足物质需要的功利活动之间划出一条鸿沟来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P style=MARGIN: 0px 10pt; TEXT-INDENT: 20pt; LINE-HEIGHT: 150?然而另一方面，审美需要与物质利益的矛盾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有一句批评罗马人的话：“当这种铜锈和贪得的欲望腐蚀了人的心灵，我们怎能希望创作出来的诗歌还值得涂上杉脂，保存在光洁的柏木匣里呢？” 这句话大概可以作为关于批评文学与金钱关系的千古名言。至于中国晚清诗人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更是对以谋生为目的的写作所发的诛心快论。总之，认为文学的精神价值与商业利益的追求是对立甚至不相容的，这基本上可说是经典的文学价值观念。这个问题在中国当代的再度发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到了90年代前期，在文学界和文学批评界发生的关于“抵抗投降”的号召和“人文精神”讨论，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涉及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与商业利益追求的矛盾。 P style=MARGIN: 0px 10pt; TEXT-INDENT: 20pt; LINE-HEIGHT: 150?显然，审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关系问题是个由来已久的复杂问题。从历史上看，这个问题的发生是源于对人的经济利益追求和审美追求这两种需要的评价问题。从中国先秦时代的哲人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论来看，会发现存在着相当不同的认识。如果就老子“五色令人目盲”、墨子“非乐”、韩非子“买椟还珠”等等说法来看，应当说存在着一种认为审美需要低于物质利益需要的功利主义观点。不过就儒家关于“义”、“利”之辨的观念而言，认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一种低层次的人格境界（即孟子所谓“小人喻于利”的观点），这是比较传统的观念。中国社会历史上普遍存在的 贬斥牟利活动的“贱商”意识可以说就是这种价值观念的表现。当然，“贱商”意识并非中国文化独有的东西。按照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观点，“惟利是图”其实是任何一个文化中都会有的意识，但只有在新教文化中才会有合理地、诚实地赚钱的观念。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大多数文化中，对经济利益的需要普遍地被视为是应当受约束的不道德的需要。 P style=MARGIN: 0px 10pt; TEXT-INDENT: 20pt; LINE-HEIGHT: 150?另一方面，对审美需要的看法则更为复杂。在古希腊的哲人中，亚里士多德是认为审美活动具有道德性的代表。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人们熟知的“卡塔西斯”说，即认为在悲剧欣赏中唤起的审美情感（他称之为“怜悯与恐惧之情”）可以对人的精神品格发育起到一种有益健康的陶冶作用。 至于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人们通常认为他反对具有情感感染力的审美艺术，理由是这类艺术激发的情感是不道德的，会导致哀怜癖或幸灾乐祸的不健康心态。但实际上柏拉图对审美情感是有区分的。他认为最高境界的审美是灵魂对神性的领悟，是一种神圣崇高的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性观点，还是柏拉图的超越性观点，总归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就是都肯定了审美活动是比牟取经济利益的商业活动更高尚的文化活动。 P style=MARGIN: 0px 10pt; TEXT-INDENT: 20pt; LINE-HEIGHT: 150?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观点。儒家主张美与善统一和“文以载道”的观念强调的就是审美活动的道德意义。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士人阶层的审美活动所关注的“神”、“韵”、“风骨”、“气象”、“兴趣”乃至“书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