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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的社会化与再组织 [内容提要]笔者通过对杨伯寿工作室的第一手实地调查，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认为上海市近年来推行的人民调解社会化实质上是对人民调解的再组织。专业化的调解工作室成为“准科层结构”中的一环，同时被“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当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国家治理资源的同时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效能。然而，工作室作用日益突出的同时居委会调解却在逐渐边缘化。“社会化”与其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转移，毋宁说是国家改变了重点支持的对象。 　　[关键词]人民调解 社会化 再组织 人民调解工作室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人民调解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取向：一是程序法学的理路，将调解视为与一种法制相对的解纷机制，侧重于分析调解与诉讼/审判之间的关系（王建勋，1997；何兵，2002；韩波，2002；张卫平，2002；范愉，2004）；二是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理路，将人民调解作为观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视角：从历史来看，人民调解本身是革命政权对传统的民间调解进行改造的产物（陆思礼，2001；强世功，2003）；就现实而言，人民调解处在由国家和社会构成两极的磁场当中，既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也不纯然是民间自组织力量，而是力图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人民调解可以作为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有效变量（彭勃，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