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铜钱外流现象剖析.docVIP

宋代铜钱外流现象剖析 宋代对外贸易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高峰之一，对外贸易中主要以各种手工业产品为主，如瓷器，书籍等等。但宋代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中铜钱是重要一项，虽然政府禁止铜钱外流，但这种现象终宋一朝仍屡禁不绝，实为一个独特现象。铜钱外流的现象宋代以前就有了，但规模十分有限，尚未产生大的影响。宋代铜钱的外流十分严重，加剧了钱荒（铜钱短缺）及会价通胀等问题，引起了宋代朝野的高度重视。宋政府颁布了一道又一道的禁令，但由于铜钱深受海外各国喜爱，贸易利润奇高，仍无法截阻铜钱外流势头。 一、铜钱外流禁令及外流之盛 宋代始终禁止民间商人在海外贸易中经营铜钱。宋太祖时有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太宗淳化五年规定：“四关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为役兵。”庆历元年五月更加严厉了禁令：“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河东、河北、京西、陕西人决配广南远恶州军本城，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其居停资给者，与同罪，如捕到蕃人，亦决配荆湖、江南编管。仍许诸色人告捉，给以所告之物。其经地分不觉察，官吏减二等坐之。”嘉佑、熙宁、元丰年间都多次重申铜钱外销之禁。 宋室南渡以后铜钱外校的禁令更加森严。绍兴年间曾多次发布禁令。绍兴三十年规定透漏铜钱达五贯者处死罪。宋政府还规定在国内与蕃商的交易不能用铜钱，违者二贯以上就要流配，贩出境者加倍处罚。绍兴时对起泊海船临时点检防止“诸舶船不得夹带钱出中国界”又将商人携带铜钱出海限制在五百文以内，但是宋政府的诸多禁令仍不能遏制铜钱的外流。 铜钱外流的具体状况 铜钱以惊人的数量流向海外各国。“蕃舶巨船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暇陬。”由于日商的收购台州城曾无一文小钱可用“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 宋钱流入日本甚多，在今天日本出土了大量宋钱。据小叶田淳先生的《日本货币流通史》统计，仅在日本十八个地方的出土文物即有唐至明代的铜钱五十五万三千余枚，其中以宋钱为多。高丽也有宋钱的输入，“高丽地产铜，不知铸钱，中国所予钱，藏之府库，时出传翫而已。” 东南亚也是进口宋朝铜钱的主要地区。来往阇婆国的商人经常“潜载铜钱博换”。交趾也大量套购宋朝铜钱其国内规定：“小平钱许入不许出”在新加坡附近、爪哇的考古发掘都有宋钱出土。宋代铜钱还流布于印度、阿拉伯、非洲等地。甚至远至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岛也发现了宋代铜钱。 铜钱外流的途径 宋代铜钱的外流途径主要有三条：回赐、博买、走私。 回赐 在朝贡贸易的回赐中铜钱是很受欢迎的商品。铜钱只是回赐物品的一小类，其数量并不大。但有时也达到上万缗的数量。熙宁十年宋政府回赐给注辇国国王钱八万一千八百缗。回赐处于宋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由于宋政府的严格控制，铜钱由此外流数量不多。 博买 宋朝前期通过博买也造成了一定数量的铜钱外流。市舶司建立之初，宋是“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与蕃商交易。但嘉定二十年宋政府有规定了“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取消了金银、缗钱等的博买。在博买行为中，宋政府是主体，因而博买中的铜钱外流能受到政府的控制。 走私 最让宋政府束手无策的就是铜钱的走私，这也是铜钱外流最大、最主要的途径。铜钱走私遍及沿海各地。“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福建之钱聚而泄于泉之蕃舶，广东之钱聚而泄于广之蕃舶。”蕃商“深入暇陬”，在市舶司管理不及的地方贩运铜钱，逃避检查。真德秀主管泉州市舶时曾指出：“（蕃舶）漏泄与恩、广、潮、惠州者多，而回（泉）州者少。”以致泉州市舶收入递年减少。“嘉定间某（指真德秀）在任日舶税收钱有十余万贯，及绍定四年才收四万余贯，五年只收五万余贯。” 走私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藏于船底的“检空官一过其上，一望而退，岂尝知其内之所藏”，其实“船底莫非铜钱也”。还有“其归船撑去隔二三十里，所差官检空不及。”还有在境内将铜钱熔铸成铜器，再运到海外的做法。 走私活动兴盛的主要原因是铜钱的走私贸易利润丰厚。海商为求厚利、逃避关检。“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每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类此之类奸民安得而不乐与之为市”高额的利润使宋政府的禁令显得苍白无力。 走私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商勾结。观赏的够结使铜钱外泄成了不治之症。有的海商是地方豪强，称霸一方，公然犯法，使地方官不得不依附于他。有的市舶官接受海商贿赂，或付钱给海商贸易，分享利润。“官吏不廉不公，例有所受而不从实检放。” 正因走私利润大，商人甘冒奇险，官商又互相勾结使得铜钱外流之势不可阻挡。 四、铜钱外流的原因 有市场需求才可能有交换行为，宋代铜钱的大量外流根本原因在于于海外市场对铜钱的巨大需求，而高额的利润也正来源于国内价值与国际价值的巨大差异。但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