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的重塑和回归――也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及借鉴.docVIP

品格的重塑与回归 ――也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及其借鉴 一、引言 这是一个随时随地充满变化和变革的无与伦比的伟大时代：人类知识经历数千年的量化累积后，以惊人的方式进行质的嬗变和爆炸，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迈过以千禧年为标志的“宗教世界末日”，人类开始了“与上帝自由沟通”的“宝瓶座时代”，思想自由成为主导和不可逆转潮流；我们身处的祖国，正以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社会实践，打破了束缚生产力的所有旧框架，并以崛起的姿态努力构建新的社会和世界秩序……简言之，这是一个解构与重塑的时代。 作为身处这个伟大时代的人类一分子，时代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同时赋予我们卑微之身。锐利的变革之刃，切肤的义利之痛，已容不得我们安步当车、固步自封。我们该向何处去？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生存或死亡的问题。 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既有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又有经济发达国家的成熟套路，其发展方向、目标和实践方案都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政治发展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科学发展观的正确引领下，百业复苏百姓温饱，是不争的事实和毋庸置喙的。然而，在社会解构的特定时期，面对伴随强大经济力量呼啸而来的新观念、新思潮的巨大冲击，中国人旧有的观念、意识和价值判断被严重肢解，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正在逐步侵蚀我们的头脑。应该说，现代人在道德层面陷入了集体迷失。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民族性格？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社会品德和道德标准，以及如何在这样的标准下塑造和完善自我人格？ 鉴于笔者的认知水平，本文仅就以下方面展开讨论：第一，执政党道德修养的标准体系；第二，中国传统伦理及其对社会道德修养标准的借鉴。 二、关于执政党道德修养的标准体系 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是现阶段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精英团队。这个团队的道德标准和品格修养，决定和指导着整个社会道德构架的走向和趋势。这也是涉及我们党建理论和实践的最本质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名中共党员，除了严格的政治、组织方面的要求以外，还应不应该有一个道德修养的约束？按什么标准来约束？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应该说，我们党对党员的道德约束和教育一直没有停歇和松懈。比如，各次整风和运动虽然主要针对党内的政治路线和党员的政治立场，但无一例外也触及或波及到党员的个人品德（经常的表现形式是将个人的品德修养问题上升为政治意识问题）。党在历次整风运动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对党员的道德约束和要求，显著地突出了在战争年代的“牺牲奉献精神”和在和平时期的“清正廉洁意识”。这两个要求，直指共产党的兴衰存亡，因此倍受重视。 但在我们党的发展过程中，我认为一直有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就是政治信仰和道德品德的一致性，即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一定是一名品德高尚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个一致性，使得我们的党建理论和实践有一种较为忽视党员个人品德判断的倾向。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许多堪称楷模的优秀共产党人，基本上（也可以说肯定）就被“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另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在党的领导人及主要领导人的各类讲话和著述中，几乎没有将党员的个人品德修养作为一个重要和主要的问题加以阐述，更没有提及品德判断的标准、教育模式和培养目标。最接近品德修养论述的是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也是着重论述党员的政治修养。近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有关论述，矛头直指“腐败问题”，显得功用性有余、系统性不足。说到腐败的成因，笔者认为既有一个制度设计和信念动摇的问题，还有一个“道德底线”缺位的问题。 因此，目前在党内没有一个系统的、明确的和可操作的党员道德修养的标准。其实将范围扩大到中共党外和整个社会，这样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要解决如此重大和突出的问题，并不是本文想达到的目的。笔者只能以此为楔子，提出自己的观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真实的世俗社会中。因此，我们的道德修养必然受到身处社会的伦理规范（传统）的调整，并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也不例外。到此，一个构建执政党道德修养标准体系的捷径，已经彰显出来：华夏文明沉淀、积累形成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和社会伦理规范，应该是也必然是中国共产党人道德修养标准的主要渊源和重要参考。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在中华大地复兴国学、弘扬传统的风气已悄然兴起，值得期待。 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及其对现实社会道德修养标准的借鉴 （一）、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世代传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这是中国人的骄傲。纵观人类发展史，人类文明的四大摇篮就有亚洲东部的黄河流域（另外是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恒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中华民族在黄河母亲河的哺育下，缔造了迄今最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华夏文明。 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这三个文明古国相继没落的今天，唯有依赖中国传统文化支撑的古老中国，仍然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