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生物监测兴未艾.docVIP

水环境生物监测方兴未艾 在我国，传统的水环境监测方法多为理化分析法，可定性、定量，准确性高，但通常只能反映瞬时污染状况，对污染物监测的连续性不够，难以对突发性的水体污染事故及时预警，不能反映水体中各种有毒物质的长期综合效应；而生物监测技术，因反应灵敏、成本低、直观，能反映各种污染物的综合影响，日益受到环境监测领域的重视。生物监测技术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应用，但在中国仍属于起步阶段，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读者参与到这一技术的研究、开发中来。 随着近代工农业的发展，水环境作为工农业废物的最终排放点，污染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不仅引起水生生物种群和群落结构的变化，严重时将导致水生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崩溃。水体污染达到一定程度后，除了直接影响水生生物的正常生活，也直接或间接地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产活动。为了保护水源和水生生态系统，对水质进行生物监测已经成为评价水环境质量的重要环节。 生物监测：理化分析的有效补充 长期以来，我国在水质监测方面主要采用理化分析法，即采用各种仪器，通过定量或定性的分析，测定有害物质及浓度，对水质作出评价。这种方法具有严谨、准确的特点，其成果可作为水环境评价和水污染事件鉴定的依据。但其固有的缺陷在于：受仪器分析特点的限制，一般只能反映瞬时污染状况，对污染物监测的连续性不够，难以对突发性的水体污染事故及时预警；受现有检测仪器的敏感度限制，对低于一定浓度的有害物质无法测定；不能反映水体中各种有毒物质的长期综合效应。 同理化检测相比，利用水生生物对水环境质量进行监测的生物监测法有着独特优点，反应灵敏、成本低、直观，不仅可以用来测定和评价单一化学物质对水生生物的影响，而且还能直接测定工业废水的毒性和几种化学物质混合后的综合毒性，并为研究化学物质的致毒机理积累资料。当然，生物监测也有其缺陷，不能定性和定量地测定水质污染；检测的灵敏性和专一性方面不如理化检测；某些生物监测需时较长。因此，理化分析和生物监测互为补充。 图2. 水体生物标志物技术基础理论对应关系。 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60年代，随着水污染环境事故的增多，西方发达国家便开始研究、应用生物监测技术。80年代，荷兰水资源管理和废水处理机构将水生生物监测技术作为化学试验分析技术的辅助手段，应用于对莱茵河及马士河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监测、预警及流域综合治理效果评价，获得了显著效果。 而在中国，对于生物监测的研究和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但近几年在一些水质分析中，生物监测技术的应用开始有所增加。例如，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采用了青海湖发光细菌作为饮用水监测工具，该细菌可制成冻干粉的形式，便于保存、运输，使用前只要加入复苏液，几分钟之后冻干粉中的青海湖发光细菌便恢复活力，通过判断发光菌光强的变化，可简易判断出饮用水是否安全。另外，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玉树大地震及江西特大洪水等突发性事件应急监测中，生物综合毒性测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目前中国对于生物监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更多地还停留在单项指标的监测上，在水环境的综合质量评价中成熟应用生物监测技术仍存在一些难题。例如，2007年，由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和意大利都灵大学公共健康与微生物学系、英国可持续发展协会共同执行的“武汉水环境综合生物监测项目”在武汉启动。在这次实验过程中，选用了国外运用较多的可延展生物指标评价体系，对大型蚤、水芹、大肠菌群、肠球菌等生物进行测试，判断长江、汉江武汉段的水环境质量。但在实验中发现，由于欧洲水系和中国水系底层环境不同，欧洲水系底层以淤泥为主，而汉江和长江水底以沙石为主，生物生存条件比淤泥要差很多，存活的数量和种类也自然有很大的差异，所以用国外的评价体系无法准确判定长江和汉江水质的好坏。然而，通过合作，有利于全面了解国外生物监测的思路和方法，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框架和模式。 水质生物监测方法 利用水生生物来监测水环境质量状况的方法较多，如指示生物法、群落结构法、生物毒性实验、残毒测定法、细菌学检验法、发光细菌毒性检测法等。 （1）指示生物法。指示生物是指在一定的水环境中生活，当水环境质量发生变化时便敏感地呈现出受害症状甚至消亡的生物。观察和测定指示生物个体和种群的变化，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出环境质量状况。珠江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在珠江三角洲水质生物监测方法研究中，明确提出该水域可指示水质的10种底栖动物，尝试了用指示生物结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5个水质类别判定各水域的水环境质量，同时选用50种藻类，根据藻类出现的种类及密度和相应的水质类别，找出相关关系，推断水域的222水质。 （2）群落结构法。群落结构指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围（或地域）内互相依存的一定种类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组成。根据水生生物的种类和数量等群落特征可以判断水体的污染情况，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