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初.年.部.院.之.争.docVIP

?论 民 国 初 年 部 院 之 争 　　　　　　　　　　　　作者 严昌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1913年，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就关于《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所定民事上告期限和上告程序是否可由大理院变更、前清《禁革买卖人口条款》是否可由司法部认定无效两个法律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到：论辩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背《临时约法》，反映了辛亥革命、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部分官员对新旧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时，在践行“三权分立”、坚持“司法独立”方面进行了真诚的努力；论争暴露了政权更迭之初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因草创而不够完备，促使人们对有关法律、制度进行修改，使其臻于完善，因而具有积极意义。关键词：民国初年；司法部；大理院；临时约法；三权分立 　　在民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南京临时政府备受重视，而存在时间比它要长些的北京临时政府却少有深入探讨。其实，北京临时政府在中国立法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阶段，其在法制建设上的作为应予适当关注。　　1913年，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就两个法律问题（一是关于《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所定民事上告期限和上告程序是否可由大理院变更，二是关于前清《禁革买卖人口条款》是否可由司法部认定无效）展开了一场论争，两部院通过文电往来反复辩驳，互指对方违法，甚至发展到互相攻击，指责对方不懂法律，论争迅速升级为冲突，各方均对全国各级审检厅声称对方文件无效，严重影响了当时司法行政和司法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以致有高等审判厅长致电司法总长许世英和大理院长章宗祥，要求双方停息争执：“法理争执无足介意，最高机关威信重要，恳各捐小节以维大局。” [1]（第400号，1913年6月17日）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已引起各地司法机构的担忧。然而这场论争迄未被学术界注意，清末部（法部）院（大理院）之争倒是有研究专文发表[4]。本文拟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述论说明：论辩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背《临时约法》，反映了辛亥革命、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北京临时政府部分官员对新旧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时，在践行“三权分立”、坚持“司法独立”原则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努力。同时，论争双方对一系列问题的不同看法，暴露了政权更迭之初，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因草创而不够完备，这恰恰促使人们对有关法律、制度进行修改，使其臻于完善。 论争之由来 　　民国初年的大理院是全国最高司法审判机关，主要受理不服高等审判厅二审判决而上告的案件，或不服高等审判厅的决定或命令按照法令而抗告的案件，以及依法属于大理院特别权限，第一审并终审的案件。在南京临时政府司法制度中是没有大理院的，对于最高上诉机关的设想是，先成立临时中央审判所，然后正式成立最高法院。[2]（P611）大理院制度显然是沿袭了清末的制度而稍作修改的产物。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颁布的新官制规定，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3]（P472）这一改革开始改变传统的行政机关兼理审判的制度，建立独立审判原则，其精神实质就是倡导“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司法独立。清末未能真正实现的这一政治理念，在民国初年得到彰显，不仅司法行政机关——司法部比前法部在权限划分上更为明晰，而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有关规定，从根本大法上为司法独立提供了保障。同时根据民初援用的《法院编制法》，大理院长有“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之权”。　　民初司法部是在前清法部基础上组建的，其官制规定司法总长管理各项司法行政事宜，并监督所辖各官署及法官。　　大理院就是本着“独立审判权”、“法律解释权”等权力，在民初法制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对若干法律问题作出变更或者解释。由于司法部与大理院对“独立审判”和“解释法律”的具体内涵理解不同，对具体的法律问题的认识不同，便本着对审判机关和法官的监督权对大理院的变更和解释提出异议，结果双方发生了论争。这是继清末部院之争后的另一次部院之争。清末那次部院之争主要是围绕双方的权限分工而展开的，涉及到对死刑案、重案的复核权及人事权的争夺。[4]?　　论争起因之一是大理院变更《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所规定的民事上告期间（按：即期限）和上告程序，司法部则认为民事上告期间和上告程序仍应遵照《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规定。　　大理院认为关于上告期间和上告本院的程序，现行法律无可适用，为保障人民权利，力图诉讼当事人便利起见，在诉讼律尚未颁布的情况下，将所有向大理院为民事诉讼上告的期限加以宽展，并以大理院特字第十号通告公布了暂定办法：“凡京师及各省民事案件，经由高等审判厅第二审判决者，于宣告判决后七日内以牌示为公示，送达公示以七日为期，对于本院上告期间，自公示期间终满之次日起算，定为二十日，逾期不得提起上告。” [1]（第201号，1912年11月18日）同时又以大理院特字第十二号通告公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