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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阅读）朱永新：我是一个行动的田野教育者 作者：校长室 来源： 发布时间： [08-10] 点击数： 1 朱永新：我是一个行动的田野教育者 特约记者 赵玉成 做贴近教师的田野教育者 教育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坚持与民间的教育立场，能得到一线教师真正的认同与理解。 上海教育：如今的中国教育已然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公共话题，您最近也在与一些民进委员一起推动设立《学校法》。从当初您作为副市长主管苏州教育，同时又在苏州以外推动新教育。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体制内官员在体制外推动教育的？ 朱永新：你看我每天早晨发很多有关教育的微博，包括经常去全国各地参加教育活动，当然占用了我很多精力和时间，但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时间。我在苏州担任副市长时有一句话：星期一到星期五是为苏州人民打工，星期六和星期天市委新教育打工。从14年前开始，我自己的定位就是不用政府和党派的资源来做新教育和民间教育。 我之所以在两者之间做切割，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个考虑，基于程序，做事情就不会引起必要地闲话。比如会有一些人认为你朱永新是在用政府的权力、资源在干自己私人的事情。所以当初新教育中选择实验学校进行推广，我刻意回避自己管辖的区域，避免与行政力量发生联系，事实上新教育实验学校最后做得好的也不是在苏州。后来到了民主党派我也保持了这样一个习惯。 第二个考虑，基于实质。我感觉目前教育领域内如果产生真正有影响力的变革，还是自下而上，还是来自民间。自上而下的改个往往会导致基层的教育用形式主义对付上层的官僚主义。很多改革之所以没有深入，没有坚持，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些教育改革并没有得到一线教师的认同与理解。如果没有一线教师的认同与理解，我们的教育变革都是走不远的。新教育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坚持民间的教育立场，能得到一线教师真正的认同与理解。这样看来，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有它的优势。 上海教育：现在无论是教育圈内人还是圈外人，看到每天涌现出这么多教育问题，常常感觉无从下手，经常发出比较激烈的批评，作为一个每周五天的教育官员加两天的教育学者，您是一种什么态度？ 朱永新：我觉得现在教育中有很多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根本问题。像大家关心的就近入学，教育部门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能够保障教育公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对教育进行选择是一种国际的趋势和潮流，也是公民的权利，现在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公民选择的权利。 在我看来，实现就近入学有一个前提，就是学校之间的发展基本上要平衡。只有学校之间的差距缩小了，那么就近入学才能真正彰显公平。 所以，新教育人经常说一句话：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只有坚持才有奇迹。在大家都在批评教育的氛围中，相比很多激烈的批评，怎么去做就显得更重要。我相信只要你走进教育，就会发现教育工作者的任何一点努力，都会让教育发生和大的变革。我在教育一线看到了很多鲜活的经验，有很多改革成功的典范。作为教师也好校长也好，用心去做是能够发生改变而且是能够变的卓越的，只不过现在从面上看，这些良性的教育元素被淹没了，导致大家都没信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教育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糟，还是有很多学校、很多老师做了很多非常了不起的变革，产生了许多好学生、好老师的个案，这就说明教育的变革是有空间的，而任何改革和实验的最大智慧就是从自己的空间里去寻找突破，求得发展。 当然，教育圈内和教育圈外都有一些问题。教育圈内，与其说教育缺乏专业性的指导，还不如说更缺乏教育人用平白的话和简单的道理推动教育。在我们的教育研究中，一个大问题是相当多的教育研究者离一线教师太远，离田野教育太远。这个当然和我们目前教育中的一套评估机制有关，但也和我们教师自觉的田野意识不足有关。很多研究者到了学校，说的语言教师听不懂，他们关注的问题一线教师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就很难融入学校，到了学校他们也没有幸福感和成就感，这也导致他们没有走到学校中去的积极性。他们还是习惯满足于在高校里写论文、出著作、评职称、得奖，形成一个个内循环。他们没有真正把教育中的知识理论与研究用到田野中去，用到教室中去，真正去改变教师，改变生活。 理论总是指出生活的内部有着怎样的某种规律，但却无法指明生活本身。也因为这个原因，新教育实验既重视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但更强调教育即生活：反思的教育生活即教育实验本身。回到生活中去，在生活中创造，这是我们力图汲取一切理论，最终超越任何单个理论的最重要原则。新教育中的课程研发是一种活生生的教育生活但从来也没有忽视理论的作用。相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对人类优秀教育理论遗产的整体性认识和透彻性把握，新教育是走不远的。从理论建构上说，希望通过饿哦们的努力形成新教育自己的理论体系，从核心价值到我们的课程。我们一直为把新教育理论发展为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教育学派而努力。 上海教育：在推动新教育过程中，您是如何定位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