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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诉法未成年人案件特别程序难点问题预判及应对 2013-04-11???来源:未知???王晓松　刘立杰青少年维权网（）所有文章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保守与突破 　　——新刑诉法未成年人案件特别程序难点问题预判及应对 　　文/王晓松　刘立杰 　　一、问题缘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突破与遗憾 　　2012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在整合原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增设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凸显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程序二元分离的趋势，初步构建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框架，尤其是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法典化的进程中取得了重大突破，意义非凡。具体而言，此次修正的内容分为三大类： 　　一是固化、完善了原有的法律规定。如全程强制性辩护、羁押未成年人的三分别制度(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不公开审理制度等。 　　二是将有关刑事政策予以法典化。主要包括“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及严格限制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等。 　　三是新增部分内容。如社会调查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 　　虽然此次专章设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也留有不少遗憾： 　　一是理念方面，离现代少年司法的理念还有较大的差距。[1]尽管专章明确规定了“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但是却没有规定“司法分流”、“儿童最佳利益”、“双向保护”等少年司法特有的诉讼原则。同时，在具体诉讼程序的理解和适用上，立法者基本未摆脱对普通成人诉讼规定的定势思维，导致特别诉讼程序中创新内容重“量”而轻“质”，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二是“专章对少年司法实践中所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经验并没有充分吸收，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建构还不完整。例如法庭教育程序、圆桌审判制度、心理测试制度、简案快审制度等，在专章中均没有规定。”[2] 　　三是专章中已有的规定，例如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等，或过于谨慎，或过于突兀，既没有对少年司法实践中较为成熟的经验予以充分尊重[3]，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不协调、不匹配的规定。 　　综上，此次刑诉法设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既有突破，也有遗憾，突破中透露着几分保守，遗憾中隐藏着诸多问题。对此，理论及实务界均应有充分的认知，预留出制度空间，提前储备充足的“弹药”，为即将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准备万全的应对方案，防止实施过程中出现“各司其法”、“执法不一”等问题，从而影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理性预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面临的难点问题探讨 　　(一)“特别诉讼理念”的实现缺乏制度保障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第一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并规定应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人员承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上述规定将办理少年案件的刑事政策上升为基本的法律，是对我国二十多年来少年司法改革成果的巩固和确认，积极意义值得肯定。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制度都需要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完成，从这个角度讲，如何使执法者严格按照刑诉法设计的初衷来行事，是实现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诉讼理念的关键。目前，不容乐观也不能回避的是，由于刑诉法规定的较为抽象和原则，且一直以来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一套专门针对涉少案件的考核评价及激励机制，导致上述体现少年诉讼特殊理念的基本方针、原则、措施的贯彻落实过于依靠法官、领导的个人感情和思想觉悟，缺乏规范性、长效性的制度保障，这已成为制约少年审判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亟待解决。 　　(二)“社会调查制度”的运行亟待规范 　　修正后的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上述规定对司法社会调查的主体进行了严格限制，但并未规定社会调查的具体程序，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等关键问题。有一种说法是，在刑诉法修改征求意见过程中，全国人大有同志提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基本都是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主要是为了给未成年人从轻处罚寻找法律外的理由，故法律对该制度应持较为谨慎态度。笔者认为，不管是否存在上述因素的影响，既然刑诉法对社会调查制度做出了规定，那么我们就应正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并及时加以研究、解决： 　　第一，社会调查的主体范围尚不明确。根据之前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社会调查的主体既可以是控辩双方，也可以是法院，还可以是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最高法、最高检等六部委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规定：社会调查由司法行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