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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 　　　　　　　　　　　　　　　　　　　　误解的三个根源*　　　　　　　　　　　　　　　 When Chinese Students Meet Western Social Conceptions Three Roots of Misunderstanding 一 引言 自从一九八○年代中期以来，笔者有机会在数所大学和研究院里任教、作研究或参与短期学术交流项目。这些大学和研究院分别属于三个华人社会——香港、中国大陆和台湾，及两个西人社会——美国和澳大利亚。本文便是基于我在这些教育和学术机构里讲解社会理论和比较社会学时对学生的观察和思考。在行文讨论中，我会作两个层次上的比较：把华人学生与西方学生进行比较，和把不同华人社会里的学生进行比较。前一层次上的比较有助于凸现在非西方社会及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华人学生，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系列特定的困难。后一层次上的比较则有助于我们更仔细及深入地分辨出这些特定的困难之根源何在。这里所说的“学生”是广义的，包括社会科学的新从业者。 简要说来，这些特定的困难有三方面的根源。其一是语言性质的 (linguistic，包括翻译技术) 。有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术语，很难在中文里找到对等物，即便被费力地译成中文，扭曲的程度也颇显著，往往不是启发而是蒙蔽和误导了读者(包括学生) 。 第二个方面的困难根源是本体性质(ontological)，即因东亚学生所处的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极不同的历史经验，学生个人的生活经验一一这乃是个人化了的东亚社会情境——很难提供对他们精确地理解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内涵至关重要的参照坐标。 第三个方面的困难根源足方法论性质的(methodological)即：西方社会科学之概念构筑(conceptualization)的逻辑、方法及技巧，往往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思维定势不一致，从而导致学生的误读，错用了一些分析概念。 下面我将分别地讨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当然，在一篇文章里讨论这些，只能是提纲式的。所有敏锐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能举出更多的例证，笔者的目的是引起对此类问题的普遍醒悟。从下文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些很成问题的译法或诠释之所以变成“约定俗成”的，就是因为大家已经对此麻木了。在引用资料作例证时，我把重点放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而非理论体系上。因为根据我自己的研习心得和对学生的观察，基本的概念有如砖石，这个基础环节不扎实，理解大的理论体系就无从谈起。理清基本概念，乃是在华人社会里讲授社会科学和推展社会科学研究之最重要的基本建设。 笔者在第一次应聘赴香港任教之前，一直想像香港大学生们的英文水平普遍很高。去工作以后才发现，英文好的学生还是少数。虽然以前的港府规定大学工作用语必须是英文，在实际教学中，中文仍是离不开。学生们在课外也多半自行寻找译成中文的相关读物作补习。随着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中国，双语教学必然成为大势。而且笔者也坚持认为，在一个母语受排斥的殖民主义文化和政治环境里，不可能发展出独立的、严肃的、实在的社会科学。恰恰是鉴于此，本文以下的讨论是从用中英文双语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考虑出发的。为凸现英中文本的差异和关键词语的处理之不一致，有些部分仍置于英文状态。 二 困难之语言方面的根源 在导致华人学生理解西方社会科学困难的诸多原因中，最易为我们观察到的，自然是语言方面。有些在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通用的术语，一旦译成中文，就有可能使读者们尤其是年轻学生们望文生歧义，发生误解，或至少是半通不通。 例—。现在以Pre-和Post-为前缀的术语很流行，Pre-modern，Post-modernism；Pre-industrial Society，Post-industrialism：Pre-reform，Post-reform socialism；Post-Keynesianism，Post-Communism等等。中文出版物里，这类术语通常被译成“前现代”，“后现代主义”，“前工业社会”，“后工业主义”，“前改革”，“后改革社会主义”，“后凯恩思主义”，“后共产主义”。这是一种于译者很省力气、而令读者犯惑的译法。在汉语里，当“前”，“后”作为形容词或定语置于名词之前时，是指“前期”和“后期”，相当于英语的early和late，former和later，或the first half和the second half。比如，中国历史年表把西汉（206B.C.-24A.D.） 称为“前汉” ，把东汉（25-220A.D.）称为“后汉”。同是一个刘汉王朝，一前期一后期而已。中国史籍把五代时期（907- 960A.D.） 的几个小王朝称为“后梁”（907-923A.D.），“后唐”（923- 936A.D.），“后晋”（936-946A.D.），“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