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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选举民主价值及经济发展 美刊《当代中国杂志》2007年2月号刊登了现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的戴维·茨威格与人合写的文章《中国农村的选举、民主价值及经济发展》。该文主要时推进中国农村民主和善治的几种设想进行了评价;考察了制度性民主程序是如何运作的;分析了村民对经济发展与民主的看法;评佑了他们对选举过程的看法。文章指出，最富有的村民对民主的支持力度最低，而中等收入的家庭则最具民主意识。最后文章认为，干部们意识到选举对当地精英更替具有推动作用，民主也确实带来了善治。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导言 　　在经历了10年的非集体化过程以及由非集体化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农村重陷艰难。尤其是1984年城市改革以及城市经济在80年代中后期快速增长之后，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恶化。在1978 - 1983年间本已缩小的城乡商品价格的剪刀差又明显扩大。多达20%的农村居民缺少真正的政治权利。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财政拮据的农村干部肆意征收地方税费，导致在农村出现了政治敌对情绪和社会冲突，从而威胁到中共对农村的控制。其结果是，1993一1999年间，农村抗议的人数大约增加了四倍。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领导人在新一代改革者的推动下，试图在中国农村引人更多的民主和善治机制。这些机制包括乡村选举、村规民约、村民会议和村财务公开等。他们希望这些措施将推进村民对诸如修路等基础建设项目的投资意愿，因为他们认为村民们会响应自己所选举的官员的号召。而且，可以期待的是，更多的经济增长与民主发展也会促进政治稳定。 　　二、关于民主与经济发展的概念视角 　　本文审视了关于中国农村民主发展与善治的几种假定。在政治学的文本中，一种最为普遍的观点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这种关系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中得以证实。不过，拉美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情况表明，虽然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有益于民主，但贫穷和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却同样会产生独裁。 　　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也许同样是曲线型的。在很穷的村庄，当地政府甚至无法提供投票箱，村民们却因太忙于生计而顾不上合理的民主程序。在经济发展尺标的另一端，产业化和集体化程度最高的村子则有财力来抵制民主。戴慕珍(Vi)和罗泽尔(Roz-elle)发现，在产业化程度最高的10%的村庄，选举的竞争性降低了。也许因为中等收人地区的大量私企希望行政干预更少些以及政治更透明些，所以正是在这些地区，我们发现了民主化的社会经济根基以及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积极关系。 　　根据上面所进行的讨论，推动我们进行此项研究的主要问题如下。 　　1.中国的农村民主吗?民主化程度提高了吗?村民是否更加意识到民主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诸如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公开提名、签订村规民约等民主程序是如何制度化的? 　　2.村民们是否只满足于经济发展，或者，他们是否认为，即使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民主改革也是必要的?他们是否认为选举具有有效性、公平性和竞争性?他们是否感到当地的权力精英在操纵选举结果?更民主的提名制度是否会增进政府合法性? 　　3.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如何?更为富裕的地区或村民对民主是否持更为支持的态度?更富裕的地区的干部是更多地还是更少地支持民主?正在形成的农村中产阶级是如何看待民主发展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如果是肯定的，那么，经济的持续发展就会改变农村的政治。 　　4.最后，选举是否推动了领导层的更替?当地精英怎样看待选举政治?投票箱是否约束了干部，民主选举产生的干部是否不易产生读职行为?—民主是否导致善治? 　　三、方法问题 　　在中国的一个研究中心的合作下，我们拟定了两份详细的调查，一个是针对村民的，一个是针对干部的。然而，由于财力和政治上的限制，这个调查只是于1999年在安徽和黑龙江两省进行，每省选择两个县，每个县挑选30个村，受调查的村总计为120个。每村随机抽选了20位村民，共计2400人。另外，我们确定了237名自己拥有产业的个人—大约为每村2名，将其划分为企业主并视之为农村的新生中产阶级。我们与360名干部进行了访谈，包括来自每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以及一名不担任具体职务的普通干部。受访者中约有20%是女性。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收集到历次选举的数据，选举数据大多反映近期选举的情况。故此，我们无法评论过往选举或善治对公众政治态度转变的影响。此外，黑龙江省的选举都是在中国的全国人大通过村民有权直接提名的法律宣布之前的1996一1997年间进行(1998年仅有一次)的。而安徽省的选举均发生在1999年，约有一半遵循了“海选”制，或其他直接由村民提名的方式。因此，尽管没有历年的选举资料，我们仍可以据此评估基于更直接的提名方式的民主程序是否更多地影响到村民对政府和政治改革的态度。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并不能证明以下因果关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