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观念与熟人社会.docVIP

公私观念与熟人社会 赵晓峰: 公与私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哲学与实践哲学中的重大问题。公与私，不仅是一个看法、一种观念、一套规则，而且是型塑地方社会秩序的文化认同性力量。熟人社会里农民公私观念的表达，具有层次性、伸缩性、价值性和规范性等四个方面的不同属性。理解农民公私观念的四重属性及其彼此之间的关联机制，既有助于理解乡土中国社会里的农民行为逻辑与熟人社会的秩序形成机制，也有助于理解村庄里的政治社会生态与政权建设的地方实践形态。 一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里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遵循一个“事实上的公式”：“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1]在这个以“自己”为中心不断向外推的多圈层格局中，公与私的边界是模糊的、相对的，农民可以理直气壮地为了内圈层的利益而牺牲外圈层的利益，因为在他们看来内圈层的利益也非“私”，而是“小团体的公”。所以，他们可以言之凿凿地为了家的利益去牺牲族的利益，为了族的利益去牺牲国家乃至天下的公利。从中可以发现，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公私观，具有两个鲜明的属性：层次性与伸缩性。 农民公私观更具体、更生动的田野素描来自王铭铭。在王铭铭笔下的溪村，私的最小单位是自己，自己即家，二者的分别很小，由家向外推，依次是亚房、聚落房支、家族、异族或村外人。[2]同样，在这样一个由“家、亚房、聚落房支、家族—村落、异族—村外人”构成的多圈层格局中，中间的任何一个圈层既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相对外圈层来说的“私”的单位，也可以被视作相对内圈层来说“公”的单位。由此可以看出，乡土中国社会里农民公私观的多层次性表现为，在个体之“小私”与天下之“大公”之间存在着家、亚房、聚落房支、家族—村落、异族—村外人……等若干个中间圈层。只不过，在单姓主导的宗族性村落里，家族与村落往往是融为一体的，二者之间的边界是一致的，而在多姓共存的村落里，家族与村落往往是分开的，家族之外首先是异族与村落，其次才是村外人。与此相关，农民公私观的伸缩性表现为私的向外扩张能力与公的向内拓展能力，在个体与天下之间的中间圈层上，公与私都是相对的，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给予完全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判断。 然而，差序格局的农民公私观，在熟人社会里却难以转换成农民的日常行为逻辑。理解其中奥秘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家庭与个体的联系和区分关系；二是家庭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一个超越单个家庭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学界已有的研究都倾向于认为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位，是划分群己、人我界限的起点，是一个最小的“私”的单位。显然，在传统乡村社会里，“为自己可以牺牲家”是一种例外，而“为家可以牺牲自己”则更可能是一种常态。也就是说，家庭而非个体是熟人社会里最基本的一个“小私”单位，是农民私观念向外扩展的起点。但是，单个家庭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农民要想在一个地方生存下来，还需要一个超越家庭的行动单位来为他们提供人身与财产安全、农田水利等公共品。当传统国家缺乏足够资源与能力为农民提供生产与生活必需公共品的时候，农民就需要依赖自身联合的力量去化解这一生存难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族与村落的价值得以凸显。宗族的极端重要性，使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家族集体主义的行为逻辑，农民习惯于将家族的利益放于个体利益之前，以致个体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受到极大的压制。村落的极端重要性，使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浓厚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农民谙熟了熟人社会里义务本位的行为规范，为了村落整体的利益而在必要的时候主动抑或被动地会舍弃个体的私利。也就是说，宗族与自然村构成不同地区农民超越单个家庭之上的重要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农民为了宗族与自然村的“公利”，是极有可能牺牲任何一个内圈层的私利，而不会在双方利益发生显性冲突的时候遵循“为了家牺牲族”的行为逻辑。因此，用差序格局来形容熟人社会里农民公私观念的伸缩性特征，具有一定的限度与不足。 ? 二 宗族与自然村是农民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公”的单位，为了这个圈层的农民“公利”，任何内圈层的“小团体的公”的利益都是可以牺牲的。但是，宗族与自然村的“公”，是相对于个体及其它内圈层的群体而言的，如果将它们与国家之“大公”相对比，则又被退回到“私”的领域当中，从本质上讲仍是“私”，是农民认同的“大私”。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辩证认识熟人社会里农民公私观念的价值性。在外人看来，中国农民一方面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喜欢讲“大公无私”，乐于褒公贬私，勇于批私、斗私，另一方面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私欲，不在谋取私利。实际上，在村落社会里，农民讲“大公无私”的时候，他们讲的“公”往往不是国家之“公”，而是村落与宗族之“公”，是“小公”，也即是“大私”。“大公无私”的真正内涵是站在宗族与自然村这个“小公”的圈层上，任何内圈层的“小团体的公”，都是私，都是缺乏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是需要受到压制的。同理，将中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