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矫正城乡一体化政策的城市偏向.docVIP

如何矫正城乡一体化政策的城市偏向 陈萍: ——基于1978～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摘要】利用中国1978～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城市化路径和城乡在收入、消费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差距的变化进行经验研究，可以发现：首先，在中国集中型和分散型城市化路径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方面，人口集聚的集中型路径有助于提高城市化水平。其次，在给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和政府政策的条件下，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影响。再次，虽然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有扩大的潜在趋势，但城乡消费的不平等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断缩小，只是不同地区缩小的速度不同。最后，在城市化和财政政策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方面，城市化和财政政策都具有扩大城乡人均社会保险福利支出差距的效应。 ????【关键词】城市化路径? 财政政策?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消费不平等 ??? 在研究中国城市化与城乡福利变化方面，有两个理论可以作为基础。一个来自于刘易斯模型，其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剩余阶段，在这个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比较丰富，而且对城镇部门的供给曲线具有弹性。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在这个阶段，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向上倾斜。在这两个阶段的拐点，市场决定的城镇工资水平和反映农村劳动力供给价格的农村收入都开始上升，城乡收入差距会随之缩小。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刘易斯假设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是竞争型的。如果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并不必然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验研究上，刘易斯模型在概念上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扩展：一方面，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可以理解为是城市化的过程，因此，城市化就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下，城乡之间的福利差距不仅表现为收入差距，还表现为消费之间的差距，甚至还包括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之间不仅收入差距会发生变化，消费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也会发生变化。 ??? 另一个来自于利普顿的思想。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政府通常采用各种政策来支持经济发展。给定城市化水平或劳动力的流动，如果政府支持发展的政策在城乡之间分布是不平衡的，且有利于城市，那么城乡之间收入、消费和公共服务的差距就会扩大。反之，如果支持发展的政策有利于农村，城乡之间在收入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就可能缩小。利普顿提出了政府政策具有城市偏向的观点。按照他的解释，政府涉及城乡之间的政策主要包括价格政策和支出政策两个方面。即使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价格扭曲的状况得到了矫正，支出政策的偏向依然会存在，甚至可能在价格政策取消后成为更为重要的城市偏向政策。这种城市偏向的政策表现为，政府的财政支出更偏向于城市而忽视农村，从而导致城乡之间福利差距趋于扩大。 ????城市数量、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化路径 ??? 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用城市化率来衡量，即城市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005年以前，城市化是根据城镇户籍人口进行统计的，但根据定期的人口普查结果进行了调整。2005年以后，统计的城市人口包括了常住但非城镇户籍的人口。根据我们的面板数据，1978年，城市化率的均值是21.75%，最低值是海南省（8.23%），最高值是上海（58.75%）。而到了2012年，城市化率的均值是54.72%，最低值是贵州省（36.41%），最高值仍然是上海（89.30%）。省际之间的城市化率有较大的差异。1978至2012年间，东部地区城市化率的均值是46.58%，高于中部地区（32.04%）和西部地区（33.33%）。东部地区的最高值是上海（89.30%），中部地区的最高值是黑龙江（56.90%），西部地区的最高值是内蒙古（57.74%）。 ??? 人口向城市流动受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城市化发展政策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发展中小城镇，鼓励人口向中小城镇流动，但限制大中城市人口的规模。市场力量的作用是驱使人口向大中城市移动，因为那里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政府发展中小城镇的政策表现为增加城市的数量。根据我们的统计，1981年中国县级以上城市的数目为232个，2008年达到了653个，城市数量增加了1.8倍。政府希望通过城市数量的增加提高城市化水平。我们将城市化数量增加带动的城市化，概括为分散型的城市化路径。与之不同的是，假设城市数量不变，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与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有关。我们将人口密度增加带动的城市化，概括为集中型的城市化路径。根据统计数据计算，1984～2012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的全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