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德川幕府末期西南四强藩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doc

德川幕府末期西南四强藩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 世界步入近代以来，东西方角色发生变换。东方闭关锁国，日渐落后于时代潮流；西方经历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等，成为历史的骄子。19世纪中叶左右，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都面临着西方扩张的压力和威胁。事实告诉我们，在应对外来挑战时，在一定程度上相似的两国命运却截然不同。日本转型迅速，非但摆脱了殖民地的厄运，而且先“脱亚”后“入欧”成为世界舞台的重要角色。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却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沉痛的代价。无疑，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明治维新缘何成功？因素很多。在本文中，笔者从日本国内出发，单单初步思考西南四强藩（长州藩、萨摩藩、土佐藩、肥前藩）在明治维新中起到的作用。 幕藩体制 这一部分也可戏称为“挥之不去的仇恨”，主要阐明西南四雄藩（以萨摩、长州为明显）终德川幕府时代对幕府统治一直抱有仇恨感情。这是四强藩在幕末时期表现非常活跃，最终首倡倒幕的历史渊源。而这种仇恨感情，是和幕藩体制紧密有关的。那什么是幕藩体制呢？即由将军、大名分别占有全国土地和农民，控制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大权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统治。将军实质上只是一个大大名，无非比其他大名具有巨大优势，并非中国的皇帝。除将军外，有二百多个实力不同的大名。正是在幕藩体制中，四强藩饱受幕府任意欺凌，高压统治，专断横行，在多方面深受幕府钳制，才逐渐萌生倒幕情绪。 从战国时代说起 “一部明治维新史，如果只把表面的事实，作为研究的材料，或者只注意他最近几十年的事实，忘却德川时代三百年的治绩，是不对的。因为一个时代的革命，种种破坏和建设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之外。”远溯战国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幕藩体制的雏形。烽火连天的战国时代，战乱纷纷，织田氏、丰臣氏采取各种措施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战果，保证自己的优势实力，加强对家臣、士兵的控制。如检地、刀狩令、规定家臣居住在城下町附近等等。德川家康经过关原之战（1600年），后于1603年开幕府江户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历大阪冬、夏战役（1614年1615年）巩固了德川家族的统治权。德川家康援引织田、丰臣的措施并将之系统化，形成了一整套幕藩体制，后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德川家康之孙）完善了幕藩体制。而正是这体制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德川幕府二百多年的安康，同时积攒了四强藩对幕府的仇恨情绪。 亲藩、谱代、外样 德川家康将战国时代的分封体系发扬光大在全国加以推广，逐渐形成亲藩、谱代、外样三级等级制度以此来控制大名。亲藩，德川家康的男系子孙及其后代家族。谱代，指血统纯正的世代继承的家族谱系。包括关原之战前投降德川家康的家臣。外样是在关原之战后被纳入德川幕府体系的大名，多为战国时代或丰臣政权下的重要大名。长、萨、土、肥都是外样大名。三者的权力、地位、实力、与幕府的亲疏关系是决然不同的。在此强调外样大名。一方面，外样大名的实力还是很雄厚的，这也是四强藩能够倒幕成功的先天条件。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把外样大名转封到奥羽、中国、四国、九州等边远地区。后经过多次拆封、转封、削封、减封。而到后期，外样实力仍不容小觑，如：萨摩岛津氏占有77万石，长州毛利氏占有36.9万石，肥前锅岛氏占有35.7万石。另一方面，外样大名在权力、地位等方面受到很大限制。第一，减封、改封。长州藩由于在关原之战加入了西军，失败后被家康从120万石减封到36.9万石。土佐藩原大名长宗我部氏加入了西军，关原之战后被剥夺封地。家康把土佐改封给山内氏。而土佐实行的是一领具足制度，家臣、士兵多为旧臣，这也是土佐藩在幕末时期非常活跃，最终参加倒幕的因素之一。而德川将军和嫡系家臣占有日本25%以上的土地。这样一来，将军及其陪臣共有680万石高领地和8万武士，平均每千石12人。与此相反，萨摩藩每千石领地上有武士30人，长州略低。悬殊之大可见一斑，萨、长经济困难和这一点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德川将军特意安排亲藩、谱代、外样的领地相互交错，使亲藩、谱代监视外样。德川和谱代的土地集中在战略要地，而外样大名的领地都远离政权中心。第三，外样大名不得参与幕府的政事，不能担任幕府的重要役职。 制度 除了调整领地大小、剥夺外样大名参政权外，幕府制定了各种制度来钳制大名，尤其是外样大名。第一，“参觐交代”，又名“交替居住”制度。1635年，参觐交代制度化，强制外样大名遵行。规定，大名每两年中应有一年必须住在江户，一年留守封地，每年四月时进行轮换。并且离开江户时须将妻子儿女留下作为人质。往来的差旅费用和居住在江户的费用均须大名自理。在实行参觐交代情况下，幕府打出“不准妇女出城、火枪入城”的标语。参觐交代制不仅起到监控大名的作用，而且大大削弱了大名的实力。在财力上，削弱了大名的经济实力。大名要维持他们在江户和藩内的藩邸；往来江户和藩城之间时，必须按仪制有庞大的队伍；江户藩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