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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河南走向时代前列 　　1907年刘青霞到日本后，受到河南籍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当时刘青霞、马吉樟与河南留学生合影，第二排中间戴有檐圆帽者为刘青霞。 　 　　清朝末年，走出国门的留学生摆脱了禁锢，新思想、新观念如太平洋的波涛，汹涌而至。革命、立宪、保皇诸派的冲突和论战，更是启人心智。在人数最多的留日学生中，政治热情空前高涨。 　　兴奋之余，他们抑制不住地要表达，要把自己的收获、自己的思考传递回国内，唤醒更多的人。 　　于是各种报刊应运而生，大多以省域为连接纽带。前期主要有《浙江潮》、《江苏》、《直说》、《晋话》等，“虽主义不甚相同，无非唤醒桑梓为目的”。 　　1906 年，河南留学生也集资创办了《豫报》，其《宗旨》自述：“本报以改良风俗，开通民智，提倡地方自治，唤起国民思想为唯一目的……促黄河流域一部开化最早之民族，雄飞于世界。”但《豫报》编辑、发行人员十分复杂，革命党、立宪派、保皇派均有，办报理念有巨大的冲突，内部矛盾日趋尖锐。部分编辑力求不谈政治、与世无争，成为革命派发表言论的掣肘。于是,革命派十分希望另办新刊，“摆脱依赖性质，激发爱国天良，作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但另办新刊，尤其要办有大影响力的新刊，需要巨额经费，筹措这笔资金希望渺茫，令他们无比苦闷。 　　刘青霞的到来,以及她投身革命的转变，使《河南》的问世成为可能。1907年12月，《河南》创刊，不难理解其第一期中对刘青霞表达的敬意和感谢：“炊而无米则巧妇束手，战而乏饷则名将灰心，本报经刘女士出资巨万，既有实力……有一日千里之势。”“本社所有经费，均尉氏刘青霞女士所出，暂以两万元先行试办，俟成效卓著时再增巨资，以谋扩充。” 　　充裕的经费，使《河南》放开手脚约稿，放开手脚搞发行。于是《河南》以高质量的稿件、大力度的发行狂飙突起，“一日千里”,成为重要的革命报刊。 　　如研究者所论，清末革命思想的输入，以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报刊影响为大，与前期《浙江潮》等相比，《河南》、《四川》、《云南》等后一时期的刊物对催发清末革命思潮的作用更大，影响更深。 　　其实在当时，《河南》就获得高度赞誉。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后来以写《革命逸史》闻名的冯自由认为，“留学界以自省名义发行杂志而大放异彩者，是报(即《河南》)实为首屈一指。出版未久，即已风行海内外”。“鸿文伟论，足与《民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相伯仲”。而《民报》创办者邹鲁也盛赞《河南》：“《河南》杂志持论最为激烈，关于种族革命及政治革命，抉发透彻，内地销行亦广，每期售至万份以上。河南知识界革命思想愈益开发，殆等于南方著省矣。” 　　诚如洛阳师院副院长张宝明教授所言：“《河南》让河南站在了时代前列。” 　　【革命锋芒直指清政府】 　　《河南》编辑兼发行人署名为“武人”，实际上张钟端为总经理，刘积学为总编辑，主要人员有余诚、潘印佛、曾昭文、陈伯昂、李锦公等，其发刊简章中说，“本报为河南留东同人所组织，对于河南有密切之关系，故直名曰《河南》”。并强调“本报以牖启民智，阐扬公理为宗旨”，冀望唤起国人，尤其是地处中原的河南同胞的觉醒。 　　《河南》内容丰富，体例多样，形式活泼，既有思想性、学术性，又有通俗性、大众性。该刊共有十五个栏目，而其“论著”类每期均占大部分篇幅，是该杂志的主体和锋芒所在。 　　《河南》第一期发表了张钟端(署名鸿飞)的《平民之国家》，该文批判“误解国家为君主私有物”、“误解国家为官吏占有物”等观点，旗帜鲜明地宣言：“故吾一言以断之曰：今之国家非君主的国家、政府的国家，乃为平民之国家。” 　　《河南》刊登的政论文章，今天看来，其观点不无偏颇，但犀利豪迈之气，仍粲然可观。一些作者在分析中国深陷民族危机的原因时，都认为是由于清朝专制统治所致。 “病己”在《政党政治及于中国之影响》中说，“吾国吾民之所以致今日破碎颠连无告者，实此恶劣政府有以致之”。署名“不白”的作者更明确指出：“考厥祸首乱源，不得不痛恨太息犹生存于20世纪之野蛮政府也”，痛斥清政府“自庚子、甲午之后，蔑外之手段变为媚外之手段，将十八行省之路权、矿权、邮政权、森林航海诸权，直接间接掬而送之列强之手”，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其“暗送之英法，即明送之日俄德。试一披支那颜色?，莽莽大陆，容有一片干净土也”!话到激愤难抑时，他尖锐地指出：清政府即“为断送土地财产之政府也”，“吾敢肯定之曰：中国政府非同胞之政府，乃列强假设之政府也!” 　　既然清政府已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要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独立富强，就必须群策群力，推倒清政府。“处此列强环伺之日，非改革政体断难生存”，“欲建新秩序，必先破坏旧秩序，苟欲达其目的，则万非脱离此专制君主腐败政府，以扫其庭犁其穴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恶劣之政府一日弗除，则强固之国家终难实现”。 　　除抨击清朝专制统治、为反清革命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