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炎症与高血压的相互影响.docVIP

试析炎症与高血压的相互影响 高血压是一个包括环境和遗传多因素的疾病，诸如应激、摄过多盐、肥胖、高脂饮食，以及有明显的家属遗传倾向等。近年来认为，高血压是一种低度炎症性(lower_grade inflammation)疾病［3，4］，从高血压的发生、发展以及对靶器官的损害，尤其是它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都与血管炎症有十分重要的联系。 1 流行病学的依据 一些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炎症分子增加，并可预测高血压的发生。横断面研究，显示与正常人群相比，在没有心血管疾患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浆炎症性标志物水平升高，如CRP(C反应蛋白)；细胞因子如TNFα(肿瘤坏死因子_α)与IL6(白介素6)；趋化因子如MCP_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_1)；和粘附分子如P_selectin)(P_选择素)与sICAM_1(可溶性细胞间粘附分子_1)［5～7］。同样，在高血压前期(收缩压120～139mmHg)和舒张压80～90mmHg)患者与理想血压组比较，有较高的血浆CRP、TNF_α、amyloid_A(淀粉样蛋白_A)、homocystine(高胱氨酸)和白细胞计数［8］。高血压患者的血浆可溶性CD40配基水平和血小板CD40/CD40L表达水平升高［9］。 以上研究表明高血压患者存在低度慢性炎症状态(lower_grate chronic inflammatory condition)，但不能阐明炎症促使高血压的发生、发展，还是由于血压升高的结果。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结果提示炎症可能发生在高血压之前，是高血压的一个独立的预测因素。Engstrom［10］观察1796名无高血压的健康男子，其血压与5项炎症指标的关系；发现经过15.7年，发生高血压或血压升高者与基础时炎症指标升高的项目数有关。有三项炎症指标升高者与无炎症指标升高者比较，其收缩压及脉压差均有显著性增高。Sesso［11］在一组20525名45岁以上健康女性(Women’s Health Study)平均随访7.8年，其中5365例发生血压升高者，血浆CRP水平也增高。经校正其它危险因素后，血浆CRP水平五分位分组显示，CRP水平最高组发生高血压的相对危险度是最低组的1.52倍。Niskanen［12］对379例中年血压正常男子随访11年共发生高血压124例(33%)，其中hsCRP≥3mg/L高血压发生率是＜1mg/L的2.8倍，经校正有关代谢综合征的危险因素后，这种差异仍然存在。 近年来，认为炎症与高血压是具有高危CVD的共存现象，特别是在代谢综合征患者，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性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和肥胖常合并存在血浆炎症标志物(CRP)的增高，其机理仍不是很清楚。Grundy［13］认为炎症与代谢紊乱构筑血管疾患的发生。某些高血压可能源于代谢性炎症(metaflammation)的血管损害。Unger Thomas(ISH2006)在题为“高血压是一个炎症性疾病”的报告中提出(1)高血压血管炎症有证据吗(2)炎症如何引起高血压血管病变(3)谁是主使者(4)血管炎症能将高血压、AS(动脉粥样硬化)和血管瘤联系起来吗 2 炎症与高血压发病机制的联系 Bataillard［14］用二氧化硅降低Lyon高血压鼠的单核细胞免疫活性，可防止其血压升高。McCarron等［15］在自发性高血压鼠用LPS(脂多糖)或促炎症因子诱导，可增加单核细胞对内皮细胞的粘附性。Dorffol等［16］观察到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其周围血单核细胞具有促炎症活性，在AngⅡ(血管紧张素Ⅱ)刺激下分泌IL1β及一些炎症因子，用ARB(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氯沙坦治后可防其发生。在动物实验，几种高血压模型中可以见到其血管和靶器官如肾、心血管等，有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的浸润，而用AngⅡ抑制剂可防其产生或减少巨噬细胞的浸润［17］。 在动脉粥样硬化炎症机理的研究方面近年来取得重大进展，这对炎症与高血压关系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供探讨： (1)原发性高血压周围阻力血管显示正肥厚型重构(eutrophic remodeling)，血管的周径和内径均减少，中层/腔比例增大，而中层切面积与匹配正常血压者无差异。这种小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并无肥厚或增生，只是沿狭小的内径再排列分布；同时伴有细胞外基质沉积(extracellular matrix deposition)增加。这种平滑肌细胞的重构(restructure)可导致血管收缩或周围细胞的凋亡(apoptosis)，增加向内生长，也可能是平滑肌细胞向内移动再分布的结果。Schiffrin［18］报道这种小血管重构在原发性高血压Ⅰ期患者均存在，而且出现在内皮功能损害(≈60%)、左室肥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