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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和制度调整现象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建国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和制度调整现象 问题的提出 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对制度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但在从量化角度量度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生物学中引申过来的“路径依赖”对于一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从定性角度解释了很多国家的发展现象，宏观经济如何从路径依赖造成的制度锁定中解放出来，不断向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更高的状态演进，在理论界出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争论。制度调整也是制度变迁的一种说法，这里更强调制度方面的微调，而不是剧烈的变动。 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占多大比重是个仍然答案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否存在制度路径依赖，制度因素带来的边际收益是否呈现出递减效应，如何跳出这个路径依赖的轨道，使经济发展出新的增长点和活力，迈入更良性的轨道的机制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 如何看待建国后经济发展的路径与路径依赖 我国建国后一直遵循的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里，进行着经济基础的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探索。在1949~1955年，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6~1959年尝试进行社会主义大跃进式发展，结果直接导致了对国民经济持续了近3年的毁灭性打击；之后是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十年政治运动，意识形态中的矛盾突出地影响到了经济建设，可以认为，1978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始终深陷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斗争，曾经带来中国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给新中国的建设者指出有效进行经济建设的正确路径，反而是僵化的教条主导了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这个阶段的历史符合诺思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制度的初始点偏差，进一步导致发展路径沿着不正确的轨道发展下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断强化这一过程，尽管在左的思潮中也出现了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试图摆脱这种路径的努力，但结果是不成功的，中国经济深深地锁定在低绩效的非理性状态中而不能自拔。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回避意识形态争论的基础上开始的，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以是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了生产力为标准，这是“对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指导思想形成的路径依赖的彻底否定，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在全民对政治运动已经深恶痛绝的年代，给了大众对未来更美好生活的良好期待，得到了来自基层群众的热烈响应。从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启动了经济改革的进程，通过城市经济改革，以及不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价格双轨制等措施不断强化对改革收益的认知和期待，逐步使增量性的经济改革路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轨道，形成了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路径依赖。 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个年头，增量改革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能够改和容易改的方面基本都改完了，对于存量的改革势必牵动众多既得利益者，引起强烈的不满和与改革者的矛盾冲突，而且，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在改革前期回避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做法，既形成了目前不可逆转的改革局面，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但也不可回避地带来了路径依赖的影响，似乎增量改革才是必须的，存量部分是不能轻易触动的。政治体制问题是不可以触动的，否则社会就会发生动乱。无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都已成为不能跳出现有路径锁定的理由。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每次大的成就，连续的高水平经济增长，都和及时颁布实施的经济新政策有关，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次都是不断修正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不断向市场经济逐步逼近，不断地微调，不断地使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的过程。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然是巨大的 。 实证研究结果 发展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模式的认识，从哈罗德、多马的简单模型，发展到内生性的增长模型，对于生产、技术创新、劳动和资本的研究相对较充分，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尝试对其影响的程度进行度量，如舒元等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是遵从ak模型的，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大（舒元、徐现祥，2000）。张军也做过一些测算，得出生产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张军，2002），而美国的经济中，以技术创新为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达到80%以上（solow, 1965）。有些研究者也尝试了对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的测量,如对1991~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率的测算，认为在1992~1994年制度创新贡献率曾高达40%左右，而在稍后几年却很微小（姜照华，2003）。也有人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制度项,用wls回归后得到1980~1994年间,制度和技术因素总和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