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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学术话语转型与儒学的转折论文,哲学论文论文,论文 明清之际的学术话语转型与儒学的转折 关于中国“近世哲学”是否具有“近世性”或“现代性” [①]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其答案不取决于这个问题本身，而是与论者对明清之际学术的性质的认识密切相关。因为明清之际代表中国“近世”学术从宋学走向清学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上述所谓“近世性”或“现代性”的问题，如果换一种表述，也可以转陈为这一“转型”是否使中国“近世”哲学“转”出了“近世性”或“现代性”的问题。因此，对于原问题本身，我们可以不必急于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如果我们能够先在地对这一问题的前提性话题，即明清之际的学术话语转型做一个有针对性的解析，也许对深化原话题的探讨会更有助益。 对于明清之际的学术转型及其内涵和性质，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②]本文将不具体展开评判各派观点的优劣，但笔者特别强调，对明清之际学术性质的研究和评价，应该注意解决好宋学与清学之间的复杂关联，既要注意宋学与清学之间的革命性与断裂性，又要兼顾二者的继承性与连续性。如余英时先生就认为，“六百年的宋、明理学传统在清代并没有忽然失踪，而是逐渐地溶化在经史考证之中了”[③]。这样的看法，可以说是采取了一种将宋学与清学“合而观之”的态度（这是借用的吴根友教授的说法），这可能更为符合思想史发展的实际，这样的思路对于我们展开下文的讨论和分析也极具参考和借鉴的价值。 笔者认为，明清之际的学术话语转型，如果用一句话来简单地加以概括，就是从宋明时期的理气心性之学向清代的经史考证之学的转变。宋明学术的主流话语当然是儒学话语，而宋明儒学的主流话语则是以理气心性之学为核心的理学或宋学话语，但在理学话语之外，宋明时期的儒家思想中还同时存在着两股潜流，一股是经史考证之学，一股是经世致用之学。这两股潜流在宋明儒家思想中虽只占据次要地位，但是在“天崩地陷”的明清之际，由于一一系列内外机缘的共同作用，这两股次要的潜流逐渐演变，蔚成大潮，并终于在乾嘉时期一跃成为整个清代学术的主流，由此使儒学的面貌和方向发生了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转折。 一、明亡的冲击与理学的危机 明清之际学术话语的转型，首先是明朝灭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的政治和文化后果。江山易代所带来的不同寻常的社会政治动荡和文化心理震撼，给了当时的知识阶层以巨大冲击。面对明朝土崩瓦解、满洲入主中原的事实，儒家士大夫们痛心疾首，他们痛定思痛，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只有深刻反省前代学术，才能为汉民族政治统治和文化精神的复兴以及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找到出路。于是宋明理学的霸权地位及其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宋学的学术理念及其造成的无可挽回的后果遭到严厉批评，从而引发了儒学发展史上一场深刻的危机。 当时的遗民知识分子们普遍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理学的空疏无用和理学家的清谈误国。明亡后流亡日本的大学者朱之瑜在总结明清更迭的历史教训时，把理学比之于能工巧匠的雕虫之技，认为其弊病就在于“屋下架屋”而“无益于世用”。他说：“宋儒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况又于其屋下架屋哉？”[④]他引南宋事功派学者陈亮为同调，主张“为学之道，在于近里著己，有益于天下国家，不在乎纯弄虚脾，捕风捉影”[⑤]。方以智指斥宋儒蹈虚空谈，认为“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半依前人”[⑥]，“空穷其心，则倏忽如幻”[⑦]。黄宗羲批评宋明儒者空谈性理，不务实际，招致社会黑暗，民族败亡，他说：“儒者之学经天纬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⑧]傅山亦批评宋明理学家崇尚空谈，不务实事，他说：“宋人议论多而成功少，必有病根，学者不得容易抹过。”[⑨]顾亭林认为，理学末流实乃“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⑩]，他严厉谴责宋明理学家“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1]。 由理学的教义在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面前，显得苍白贫乏。理学家们尽可以把理气心性之论谈得玲珑剔透，然而在他们的“理”、“心”之中，却悟不出挽救社会危机的良方来。因此，朱、方、黄、傅、顾等在当时代表一时之风气的学界重镇，尽管学术方向和学术观点都极不相同，但却异口同声地对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和空谈学风进行了严厉谴责，这表明理学话语在当时学界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二、理气心性之学的衰微与学术话语的转型 借用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说，我们再从思想史发展的自身逻辑来看，宋明理学发展到明末清初，也呈现出“风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