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文化谈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docVIP

从性别与文化谈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 叶嘉莹 内容提要 从“性别与文化”的视角，对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和评赏标准。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男性词作风格演化之影响；第二，政治与社会风习之改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男性对妇女写作之观念的转变和妇女写作观念之转变；第三，男性与女性在心理与智力等方面之分别和差异。 本文是叶嘉莹先生关于女性词作研究的系列论文的第一部分。 关键词 性别与文化 女性词作 美感特质 多年来，我虽曾写过不少篇有关词与词学方面的论文，但却大都是以男性之作品为主，而未曾写过任何一篇有关女性词人的论述。一年前应香港城市大学之邀前往讲学，曾做过一次题为《从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谈早期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的讲演。讲演内容有两个重点：其一是以晚唐之温庭筠词为例证来说明，当男性作者使用女性形象来叙写女性的伤春怨别之情时，由于作者之身份与叙写之口吻所形成的一种双重性别之现象，遂使得其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思，产生了一种足以引发读者言外之想的可能性[1]；其二是以五代时南唐之冯延巳词及李璟词为例证来说明，当南唐之小环境尚可以使其君臣苟安于一时的宴安享乐之际，其外在大环境之战乱威胁却实在对之已形成了一种危亡无日之隐忧，这种同时存在的双重语境，遂使得其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思，也产生了一种足以引发读者言外之想的可能性[2]。而也就正由于此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特殊作用，遂使得词之为体，从早期的晚唐五代之作，就形成了一种要眇宜修以富于言外意蕴为美的特殊美感品质。讲演结束后，遂有听众对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女性词人之作，是否也有所谓“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美感特质呢？关于此一问题，私意以为其情况是颇为复杂的。下面我就将对此复杂之情况略加说明。 本来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写出了一系列关于男性词作之美感特质的论述以后，原曾有一个想要对女性词作也一加探讨的想法，但却被搁置下来，一直没有动笔。那主要是因为一则我的双目开始有了白内障，读书和写作已深感不便；再则也因为我在南开大学成立的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已开始有了正式的研究生，每年要在南开讲课半年之久，而另外半年又不断地被其他各地邀请讲学，经常在旅途奔波之中，遂使此研究计划一直未能开始。但我对词之美感特质的探讨，既留下了此一段空白，且引生了一些朋友们的疑问，遂于近日下定决心，纵然在种种困扰和忙碌之中，也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我对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的一点体认，向关心此问题的朋友，略做简单之报告。 记得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撰写《论词学中之困惑》一文的时候，曾经提出过“早期《花间集》中的男性词作，乃是对诗之传统的一种背离”之说。那主要是因为就诗之传统而言，诗之写作主要是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言志”的传统为主，而早期的词之写作则只是男性作者为歌伎酒女而写作的一种“空中语”的歌辞[1]。这种情况实在极值得注意，因为此种情况所形成的“双重性别”之微妙的作用，与中国诗歌旧传统中之所谓“男子做闺音”的喻托之作及“男子做闺音”的代言之作，在美感特质方面原是有着极大差别的。我以前在《论词学中之困惑》一文中，曾经引用过法国一位创立解析符号学的女学者朱利亚·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在其《诗歌语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一书中的一种论述，克氏以为语言作为符号（sign），在诗歌中有两种作用：一种是符示的作用（semiotic function）；另一种则是象征的作用（symbolic function）[1]212—222。在后者的情况中，其符表与符义之间的关系乃是固定而可以确指的，如屈原《离骚》中的“美人”、曹植《七哀》诗中的“贱妾”及杜甫《佳人》诗中的“佳人”等，皆属于此类克氏之所谓“象征”的作用。而在前者之情况中其符表与符义的关系则是并不可以确指的，克氏以为此种所谓符示的作用，其符表与符义之间的关系往往带有一种不断在运作中的生发（productivity）之特质，而诗歌之文本（text）则成为一个可以供给这种生发之运作的空间[1]238。张惠言之从温、韦的叙写美女与爱情之小词中看出了“诗骚”与“忠爱”的喻托，与王国维之从南唐中主的叙写征夫思妇之相思怨别的小词中看出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慨等，盖皆属于此类克氏之所谓“符示”的作用。而这种微妙的作用则正是由于男性作者在叙写女性情思时，其文本中之符示作用，使人联想到了男子之情思而产生的。如此说来，则当女性之作者也叙写梳妆服饰之美与离别相思之苦的女性情思时，则读者便会以为其所叙写的只是女性之现实的生活与情感，而失去了所谓因“双重性别”而产生的微妙作用。而女性作者既是直写自己的情思，则对诗歌之以直接感发为主的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传统而言，自然便是一种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