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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份公司机关的法构造与法律改革 :从集中股权结构的公司治理命题展开 曹富国 北京科技大学法律系 副教授 　 　　关键词: 公司治理/机关构造/法律改革 　　内容提要: 基于我国股份公司集中股权结构所引起的特有公司治理命题,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份公司机关构造的立法设计存在结构性失衡。公司法改革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可能使我国股份公司机关构造存在“功能”紊乱,“第三条道路”是一个未来法律改革的审慎的立法政策选择。 　　不同的公司股权结构决定了一国不同的公司治理命题,这是最近比较公司治理研究所达成的一个共识。实际上,所有与控制的分离(集中) 程度“可以解释公司治理国际争论的根本方面”。在股份高度分散、公司所有与控制分离的条件下,公司治理问题是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冲突问题。因此,在美英等国,公司治理改善的讨论和政策措施在于公司经理的责任和说明义务。但是,当代经验研究却显示,即使就最大型公司而言,分散的股份所有也只是个“地方”现象,仅限于美国和英国。集中所有而非分散所有是一个主导世界的模型。世界范围内大型公司的首要治理问题是限制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的盘剥。因此,美英公司治理的理论与改革措施与集中股权结构下公司治理问题的解决不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中国股份(上市) 公司具有强集中股权结构的特征,因而其治理问题的首要命题也应该是少数股东保护。这也与德国和东亚国家和地区等集中股权结构的公司类似,而与美英国家不同。因此,中国公司法律及公司治理改革必须正视其上市公司集中股权结构下的公司治理命题,并予以充分回应。 　　本文将基于比较法的分析,来考察我国股份公司治理中的公司法改革问题。 　　二、中国公司机关构造的立法政策与监督法问题 　　(一) 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公司机关构造的结构性失衡 　　“就国际意义而言,股东大会权限弱化、董事会权限强化,已成为现代股份有限公司法的发展趋势。”而且作为集中股权结构下一种理想的公司机关构造法理论与实践,股份公司应该以董事会为中心构建自己的内部治理结构,彻底实现所有与经营的分离以及经营独立。但是中国公司法却在公司机关构造中确立了股东大会的中心地位。这表现为: 　　首先,公司法规定股东大会是股份有限公司必设的权力机关。这在法理上被解释为公司的最高意思决定机关。而且公司法也明确规定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接受股东大会监督,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由此,在公司法实务上,董事会很容易被误解为是股东大会的隶属机关,并被事实上再次转换为董事会是控制股东的董事会的现实。所以,在公司机关构造上,公司法以股东大会为中心的立法政策是明显的。 　　其次,与其它法域股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大会权力相比,中国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拥有更为广泛的职权。其它法域的公司法律在股东大会的权力上都采限制性规定,以促进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机关构造实践——说明了各国公司法律在公司权力分配上已经在立法取向和形式上采取了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立场。在这一点上,各国的立法趋势是相同的。这也可以说明,在股权结构集中的这些国家(地区) ,以强行法的形式促进所有与经营的分离是一种立法趋势。这在《德国股份公司法》上表现得更为彻底和明确。如《德国股份公司法》没有赋予股东大会任命经营者的权力,而且赋予股东大会对公司重大业务变更和结构变更事务直接进行控制的权力也极为有限。但与此不同,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则赋予股东大会较大的直接控制公司重大业务变更和结构性变更的权力,而且有权直接任命经营者。这说明,韩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公司的股东大会在公司经营意思决定上享有较大的权力。这不仅会对公司经营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而且它也表现出了公司经营监督的“强”股东监督模型。考虑到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公司集中股权结构下的公司治理命题,这种公司机关构造和监督法模式不是一种理想的公司治理模式。 　　鉴于我国公司法在股份公司机关构造上以股东大会为中心的立法倾向,它规定的股东大会权力还要大于东亚国家(地区) 公司的股东大会权力。除了董事、监事任命权,公司重大业务变更和结构性变更控制权等与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公司法的规定类似外,我国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还享有发行公司债券(含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权力,以及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权力。这说明,我国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在公司经营事务上拥有甚至比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公司股东大会更大的经营意思决定和控制权。考虑到我国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形式,这种在经营意思上以股东大会为中心的机关构造逻辑,必然使公司大股东在实质上控制了公司经营,从而使董事会很难自负其责,独立经营公司事务。而且这种强股东直接监督模型,也使监事会监督职能在逻辑上归于无效。由此可以认为,我国公司法确立的股份公司机关构造模式,不仅不能应对集中股权结构下公司治理的基本命题,而且可能助长了控制股东权滥用的可能。我国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