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中的应用.docVIP

A thesis submitted to XXX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Engineering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　　(三)律师在场权问题 　　还有一个可能取得突破的改革就是律师在侦查人员讯问的过程中，可以有条件在场。最近有学者在进行有关的改革试验，具体做法就是跟公安机关协商，在公安机关预审、讯问被告人的过程中律师在场。这样做有两个好处:其一是防止刑讯逼供;其二是律师在某些场合起到见证人的作用，对一些优秀的、追求法律公正的警察、检察官也是一种保护。这种改革已在舆论上取得了话语权，将逐渐在全国蓬勃开展。全国人大法工委也准备接受这种做法，在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大案件中，在警察讯问的时候让律师在场，这一点看来可能性较大。在确定律师在场的同时还要搞同步录音、录像，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把录音、录像带提交给法庭作为音像资料，来证明侦查过程的合法性。 　　(四)两点反思 　　第一，律师权利扩大外延式的改革措施是否可行? 几乎所有的学者、包括律师界都主张律师权利的扩大，我们把它称为律师权利扩大外延式的改革措施。目前律师权利的外延越来越大，从原来的会见犯罪嫌疑人到阅卷、调查、还有在场等权利。但问题是，在其余配套改革没有跟上的情况下，这种权利外延的扩大可能难以实现。举例而言，侦查人员讯问的时候让律师在场有一个前提，就是整个预审过程中要受到法律的控制。譬如能不能在八小时之内结束，一次讯问能否超过八小时的问题。如果持续不断地讯问，尽管律师在场，那律师反倒成了刑讯逼供的受害人了。今天有个别侦查机关对个别的嫌疑人的讯问时间，远远地超出了这个范围。有些地方甚至还提倡这种做法。某些媒体对重大案件侦破的报道经常采用这样的口吻:“侦查人员经过三天三夜的突审，最终击溃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云云。这等于是媒体很坦率地向世人宣告:侦查机关在进行刑讯逼供。似乎这种长时间讯问、连续讯问的违法手段已经成了某些侦查机关破案的一个捷径。这样的情况不改革，讯问的时间不受限制，律师的权利将可能是场噩梦，我们将会发现很多律师再也不敢提在场权了。还有讯问的场所必须明确。我们讯问的场所很随意，既可以在看守所，还可以在其他地方。如曾经有一个黑社会犯罪案件就是在某武警警犬训练基地进行讯问，而且是长期在此审讯，这时总不能让律师也一直在场吧? 律师的尊严还有没有? 另外，讯问的次数也是个问题，仍缺乏明确的限制。这样在逻辑上凌晨三点停止讯问，四点就可以继续开始，而律师如果不来就算放弃在场权。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出，我们的侦查体制是以口供为中心的，整个刑事诉讼制度以公民的服从意识为基础的，强调公民面对国家的诉讼要服从，公民没有对抗的权利。这个体制问题不解决，律师权利不会得到根本的保障。 　　第二，没有救济。法律的目的是要保护公民权利的。英国有句谚语: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一项没有救济的权利根本不是权利，它是一纸空文。法律界还有一句话说得很精辟:一种权利没有列举在法律上，它如果能实现，要比列在法律上而形同空文要好得多。法律制定出来遭到破坏还不如法律没有被制定，至少这样可以让人保持点神秘感。 　　我们整体的诉讼程序还涉及到宪法问题，也是因为没有救济。宪法上没有救济表现在刑事诉讼法上也就没有救济。救济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应该有制裁性的后果。刑讯逼供发生了，要有制裁性的后果，至少要宣告刑讯逼供带来的口供无效，宣告侦查违法，而我们现在大多数案件做不到，没有制裁性的后果。另一方面，当事人应当有诉诸司法裁判的权利。权利被侵犯了，解决不了，可以告到法院，法院得受理，给当事人一个听证的机会、一个听审的机会、一个救济的机会。我们就把前者叫做实质性的救济，后者叫做程序性的救济。现在的情况是:律师会见权被剥夺了、被拒绝了，没有救济;申请取保候审被拒绝了，没有救济;所有的权利申请都被拒绝了，都没有救济。既没有对侵权者制裁性的后果，又没有给当事人一个救济的机会。我国《宪法》第二章和《德国基本法》第一章有关公民权利的规定很相似，但是其中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的《宪法》第二章里没有救济。公民有休息的权利、劳动的权利、集会结社的自由以及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但权利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 那就是在被侵犯的时候有所救济。法律什么时候有用? 就是在有人违反法律的时候怎么对待。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权利的灵魂在于救济。因此，问题的关键是看在权利被侵犯的时候怎么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实际上是一纸空文。 　　可以说，这个问题不单是刑事诉讼法的问题，也是宪法难题，是民法难题。譬如最近《物权法》实施，举国欢庆。但是中国公民两个最大的物权一旦受到侵害却没有救济:一个是城市公民的房屋，一个是农民的耕地。对农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