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曾国藩的理学观.docVIP

浅谈曾国藩的理学观 摘要：曾国藩是晚清理学家的领军人物。他不仅是理学的一大信仰者，而且是理学修养极深的一代大儒。他就是按照中国“内圣外王”圣贤之道要求自己，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大步骤修养自己。①（《曾国藩成功全集》，李贺编著，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6、9；第4页）他的学术以理学为核心,广泛吸收百家杂学，并使咸同时期一度出现了理学复兴的局面，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曾国藩 理学③④⑤⑥⑦ 自20世纪90年代初唐明浩三卷本小说《曾国藩》出版后，大陆顿时引发了“曾国藩热”。曾国藩家书、家训、为官治学之道的作品充斥着各种书店，而各大图书馆的书架上，也相继摆满了不同人撰写的《曾国藩传》或《曾国藩评传》。时贤著者多注重研究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起义以及洋务运动，笔者拟就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作一简要论述。 理学观之特点 曾国藩以理学为学术的四大门类之一，虽然这一观点源自于姚鼐，但却是由他继承和完善了姚鼐的思想。 首先，曾国藩的理学继承了儒家道统，加强了理学的权威性。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提出其理学的系统理论，谈论的内容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442页） 曾国藩以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分别与孔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各科相对应，这个学术纲领是对孔学的全面继承，从而更加合理且名正言顺的体现他学术纲领的权威性和理论性。但是他的这一学术纲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步认识和琢磨的过程。最初是由孔学兵、政、礼、乐四科的趋向开始的。孔子的《论语》中倡导德行尤甚，于是他就通过日记记录而引发深思，从孔子的德行科中探寻了理学之源，而后能自道其所得。通过对理学理论的深化，他继续思考理学对于社会的功效，推广到人生修养方面，因此继承了儒学的道统。 其次，他的理学观在内容上融合了宋学和汉学，增强了多样性。汉学、宋学各筑壁垒,严重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统一基础。（《曾国藩理学思想探析》，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85页，2004年第3期）曾国藩通过自身思考，认识到了这种现象对于封建统治的危害性:“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P25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94.),因此主张化敌为友,化解汉学与宋学的矛盾。他一方面指出汉学末流存有“变更古训”、“破碎害道”的毛病,另一方面对左宗棠、姚莹、孙鼎臣等人用私意分别门户,“追溯今日之乱源”，归诸汉学家头上的做法不以为然,强调汉学有失亦有得 (P256)。他还反复指出:宋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汉学在孔门为文学之科,“言道则宋师为大”,“言艺则汉师为勤”,各有短长(P250)。以调和汉学、宋学停止争论为基础,曾国藩力图实现二者的会通,当然,这种会通是以他所推崇的宋学为主的会通。因此，他认为汉学与宋学争论的只是途径的不同而已，而非触及根本。他的调和及融汇，克服了理学的单一性，使理学更加丰富，是其理学的思想酝酿、完善的过程。 理学观之运用 曾国藩的理学观运用于修身、齐家、治国等各个方面，他是理学的重要倡导者。笔者在这里主要介绍的是他的理学观在治军方面的实践。 首先，建军要在选好将领。在《曾国藩年谱》(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条)中指出“公之选将领，以四科为格：一曰才堪治民，二曰不畏死，三曰不急名利，四曰耐苦劳”。因此其将理学思想深入到此方面，依据理学来作为选将的依据。 其次，治军要以爱民为责任与义务。曾国藩曾为湘军指定了种种规定，扎营有营规，刑拘有军规。曾国藩杀起义军民如麻，有“曾剃头”之称；因为他认为起义军残害人民，是该杀的。但是这位理学家严禁官军掠民欺民，查出情节严重者格杀勿论。为了安民，他与1858年在南昌作《爱民歌》，军士与人民亲如一家，要爱民亲民。1860年，在安庆水次老营时，刊发《居官要语》也指出：要体恤老百姓，保举人才，倡性忠义，凡是骚扰人民的都活严肃处理。这样才能秩序井然军民一家。 第三，关爱和体恤士兵。曾国藩虽然治军严格，但是非常爱护士兵。他非常注重体恤那些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他对牺牲将士的怜恤之情。如《林君殉难碑记》：“呜呼，自余倡率楚师转战荆、扬二州之域，其间相从死事者，不可胜道。或贞白无他，誓不相背弃，而慷慨一瞑，志不得少伸，名不于当世，爱之而莫能收焉者，尤可悲也！”（《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57页） 最后，曾国藩是以理学治军的实践者，能以身作则。曾国藩一生都是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他十分注重自身修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