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docVIP

总 论 法律不是孤立的，它是种现象。因此要把它放到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加以研究，并要关注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效用，这是法律社会学的理论要求。 传统法律中，有许多是法律明文禁止但却从未执行的规定。这种立法而不行的事情，会造成人民轻视法律的后果，所以实证法学派（legal?positivism）即主张不要制定难以执行的法律。 从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角度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理解本课程开设的意义。中国古代的婚姻家庭制度基本是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表现为习惯、惯例，国家一般不干预，立法上不作规定，“司法”裁判上尊重官吏。只有当婚姻家庭制度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有直接的重大关系时，国家才干预。如越王勾贱为了对吴国复仇，鼓励生育，对婚龄作了严格规定“凡男20，女17不婚嫁者，罪其父母。” 全新视觉看梁祝悲剧。 一、 何谓梁祝悲剧——化蝶 二、 早婚制度 1、梁祝二人的年龄 2、为何实行早婚制度 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医疗水平低，导致人的寿命低。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为了保证生命的繁衍、延续，人们就必须早婚。 三、 包办婚姻 1、男女同姓，其生不藩。 2、结婚并不仅仅是爱情或感情问题，还会涉及后代的健康、养家糊口等世俗的问题。 3、包办婚姻的缺陷。 郎才（财）女貌，这种世俗的美满婚姻标准在背后有残酷的生物竞争的逻辑。 但是，由于早婚这些择偶标准往往变得难以适用。（早婚，男子的许多还没有充分发育，而且才智也只有在同人的交往中才可以逐步显现出来） 悲剧因素之一：自然与社会。正是在强调人类的社会性之际，强调人类本能和需求就总体而言必须通过社会制度才能得到更好满足之际，还是会有许多个体的某些本能和需求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适应社会生活的需求，服从制度的要求。 悲剧因素之二：常规与例外 悲剧之三：何时改变制度 观点：其一，关于婚姻的社会性质。当时，应当看到古代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的制度有它的历史合理性。这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有内在关系。法律制度只能在历史中实现。强调个人自由，在性上所谓的自然属性，包括人的许多本能，都需要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制度的条件下得以实现。 其二，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如我国的事实婚姻制度） 案例：原告袁男与被告吴女于1987年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同居时双方均未达到法定婚龄，但在1994年2月1日前双方均已达到法定婚龄，并于1998年8月及1990年生育两个儿子。袁男于2003年8月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其三，梁祝的悲剧意义在于它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了制度作为规则与现实世界中特殊问题之间的矛盾。 梁祝悲剧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不同之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是由于违背了家族的规则，轻视了家长的权力，与狭隘的封建家族利益相冲突。悲剧主人公是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中导致灭亡的。两大家族的长辈后悔自责，握手言和，为二人塑像。莎士比亚处于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阶段，文艺复兴的历史潮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将人从封建中世纪神的统治与禁锢中解放出来。而梁祝悲剧发生时中国仍然处于在封建社会的深渊中。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中的法理 “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当我们的许多人打小起就哼唱这首童谣时，就知道捡到东西要归还的道理。千百年来，把拾金不昧作为一项传统美德，就是这样在潜移默化中不断传承。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草案，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草案从法律的角度提出，拾金不昧者可以获得保管费等必要的费用或报酬。?　　据相关资料显示，海外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有类似奖励拾金不昧者的规定，如日本法律规定，接受物品返还的人，应向拾得者给予不少于物品价格5%的酬金；德国民法规定，在遗失物价值不低于100马克时，有权获得报酬。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要想让一个社会更加文明规范，就需要一个规则来规范这种行为，并能够起到引导作用。这种引导可以让美德拥有一个恰当的现实环境。 　　以法律的形式对拾金不昧的行为进行一定比例的经济补偿或奖励，对于失主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己丢失东西本应该是自己的责任，而且丢失物品的损失绝对大于奖励费用，同时也充分体现对他人拾金不昧行为的肯定。对于拾金不昧者来说，他们有权利要求奖励，这是对自己损失的合理要求。当然，他们也有不收取补偿的权利。 　　法制不能够简单考虑高尚者的素质，它应该顾虑到社会所有阶层的人。一个规范文明的社会必然有与其相适应的法制体系来支撑，“拾金不昧”在法律的层面和经济补偿挂钩，充分体现社会的理性以及法制的进步。 如今，物权法草案规定，权利人领受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支付遗失物的保管费。这让一些人感到难以接受，他们认为，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物权法草案的规定则与之相悖，因此应当重新考虑。　 　　 　　 　一、中西方治国方略的异同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