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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的三个思考 　思考一：股份合作制——农村产权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差别何在 2002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被写入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我们得以据此就城乡改革异同进行分析。 1978～1982年执行过4年；是在当时财政危机压力下“甩包袱”的结果。此后则是在1982～1984年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成“大包干（包干到户）”，结果是对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以“土地均分制＋定额租”的生产关系来达成社会长期稳态特征的复归。 30年之久奇迹的财产和分配关系的实质，则主要是这种历史上就利于稳定的“均分制加定额租”。① 其实，这恰恰是做到了每个单位内部都“起点公平”。③ 如同早年的土改一样，是使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一种财产关系重构。 90年代之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一个根源。 1998年为了表达对改革20年的纪念，笔者曾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这种改革是把土地财产平均分给每个农民，形成农村和谐社会内涵的公平公正是由财产占有关系的一次分配来体现的，因此，这是一个让大多数农民和国家都得好处的改革。城市改革之所以至今延宕不前，是因为并没有把财产权益分配给工人，没有让大多数工人得好处。这也就是说，城市改革是让大多数工人群众失去财产的改革。搞了这种改革之后，城市群体的福利保障功能本来应该由政府的二次分配来体现，但接着却是连教育和医疗这些公共部门也被推 　　事实上，企业的改制完全可以参照农村一次分配就实现了公平公正的做法。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改革就参照了农村“大包干”的经验。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出现在城市，而是在1984年全面推进“大包干”的城郊——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长行村。这个城郊村当年就有几百万元的工业固定资产，村干部带领全村百姓讨论决定：根据劳动农民的年龄、贡献、职务作股。就像各村的农民按每户人口平均分地一样，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折股到每一个社员头上，这就是“股份合作制”。后来，在我们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研究的那10年，很多1996年，广东省曾发出文件，在全省农村推进产生于南海市的“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也是把土地和企业资产全部折股到户。2007年我们在山西的调查表明，直到2003年还仍然有这种把几亿资产全部折股到户的农村改制，形成了内部化的产权和收益分配制度。这些不断发生的改革成果表明，只要实行这样多数人得好处的改革，就能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80年代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推进的时候，反对者根本不是乡镇企业职工，不是技术人员，不是企业骨干，甚至不是企业的实际管理者，而主要是基层政府的干部。为什么呢？如果不改制，主管部门职员和当地领导干部获得的最大好处就是权力可以直接受益，而且，连相关部门的无权者也可以攀缘利用甚至创造权力获益的机制。一旦实行多数人有股权时，特别是当我们在改革试验区只保留很少的集体股，先把70％、后把85％以上的股份直接分配给劳动群众以后，干部再想安排亲信、随便从企业提取收益不可能了。因为大多数具有股东 　　话说回来，30年前农民主动改革包地到户的时候，干部们难道就愿意么？当时的段子叫“三五牌干部”（50多岁、50多元工资、50年代参加工作的这些基层干部）大部分反对，为什么呢？还是权力丧失、利益受损的原因。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中国农村的土地早在当年“大包干”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财产关系的重构，建立了基于社区内部“成员权”平等的以户为单位的土地私有产权；这种财产关系与城市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这不仅体现了公平，也被同期出现大幅度增产增收的实绩证明是有效率的。 　　有些人近年来反复强调农地私有化，其中多数可能出于不知道过去发生的情况。少数明确提出以个人化的私权来促进金融资本进入形成兼并集中的诉求恰恰值得分析。一旦以土地全面私有化推进土地兼并集中，那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笔者曾经多次考察过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埃及农民的地权斗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农村发生的对抗性冲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个，就是资本主义的产业扩张与推进土地私有化的制度需求相结合。 　　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当代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唯独中国不存在发生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政府至少还可以通过大幅度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来逐步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其他国家凡出现土地革命、农民起义的地方，至今暴力冲突不断。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历史虽然不会倒退到起点，可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却会螺旋式地接近那个起点。 　　中国的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和整个发展过程必然的资源资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