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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福利效果剖析中国贸易论文 在保持贸易收支平衡的前提下，中国进行有步骤的贸易自由化并实施相关的政策调整（如汇率和支出）成为转轨时期的必然程序。本文拟对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果进行测算和分析，并结合目前国内外的贸易政策改革作一定的评议。一、贸易保护成本的福利含义和测算贸易保护成本从另一方面讲就是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收益。贸易保护最基本的福利损失是消费损失和生产损失。消费损失是由于贸易保护一般地使消费者要付出更高的价格，而减少购买受保护产品的数量；生产损失是因为生产者从受保护的较高价格中受益，而将其它经济活动的资源抽出投入相对低效的生产，这些资源本可用于其它生产而有较高的机会成本。它们实质上都是保护下资源配置失误造成的福利损失。Harbe-rger和Johnson最先对这两个“福利三角”进行了测算。Bergsman对生产损失又进行了分解，一部分是自由贸易条件下将自行消失的企业的过度成本（accesscost），另一部分是自由贸易条件下仍能获得的机会成本，Balassa将其发展为“静态”和“动态”的保护成本并利用实际保护率概念提出了计算方法。此外，Basevi还引入了汇率调节机制测算了禁止性关税的效果。福利三角的计算不但可以运用于整个经济，而且更多地用来进行行业或部门，甚至产品的分析，BeatriceVaccara和W-alterSalant,RobertStern,StepbenMagee和Baldwin曾对几百个部门的保护成本进行了计算，并将它们扩大到相关的就业领域。但是，贸易保护的福利损失还远远不只这些。Leibenstein和Be-rgsman指出当贸易保护走向垄断时，还可能产生所谓的“X—无效性”损失，即缺乏竞争动机而不去作必要的努力将成本降到最低限度。他们还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相对于X—无效性造成的社会损失，垄断和关税的福利损失是小的。贸易保护下不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是造成这种损失的原因。寻求额外收益和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的代价是贸易保护福利损失的另外一个广延范畴。Tullock最早提出了“寻租”概念，Kruger将其运用到贸易进口配额保护的分析中并提出了测算方法。像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严重依赖进口许可证和配额等手段，为了取得这种稀缺性的缺货溢价资源，拉拢、贿赂、逃避法规和走私行为将会出现，它们消耗实际资源但不创造物质利益。Bhagwati和Findlay还提出贸易保护实质上就是“关税创租”，此时关税是根据受保护工业部门的需要而“内生”的，因而部分生产资源必然流失转向防止租的“耗散”。贸易保护的损失还包括技术落后和规模不经济的成本，以及给不受保护的工业部门带来的影响等等。虽然内容很多，但是真正具有较规范的测算方法只有传统的福利三角，X—无效率和寻租的福利损失计算在方法和数据资料上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因而本文不予考虑，但切记福利三角的测算结果必然大大低估贸易保护的损失。贸易自由化的最新计量研究来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的发展，它特别适宜于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对策分析，但方程数目达上百个，数据庞大，为资料限制所不及。二、模型首先对模型的前提假设作一些界定。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1990—1993年中国的出口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约2.1%，进口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约1.8%，总的来看中国的进出口在国际市场上近似地面临完全竞争状态。在进口方面，中国处在“价格接受者”的地位，故进口供给弹性为无穷大。在出口需求方面，中国的个别产品，如纺织品、服装和鞋类等在世界市场上有一定的垄断份额，但中国出口产品和其它国家出口产品的交叉弹性为10.0（Dixon，1982），表明它们间为高度替代关系或同质产品，这样不妨简单地假设出口需求弹性也近似为无穷大。接着考察国内的市场结构概况，我国工业企业规模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规模结构小型化，规模经济收益低，大型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24%，产值比率仅为27%。在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等十二大同类产业中，最大8家企业的销售额占全行业销售额的比重，除石油加工和金属冶炼在20—50%之间外，其它都在10%以下。市场集中率表明中国的市场结构是非垄断性的，因此不宜用基于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古典比较利益原理仍是模型的基础。除上述两点假设外，还假定：（1）采用“两分法”，将产品划分为可出口品和可进口品或进口替代品，不考虑非贸易品；（2）不考虑本国产品之间以及本国产品与进口品间的替代；（3）忽略中间产品的影响和投入—产出变化；（4）假设征收的关税额被政府全部用作转移支付或削减等额的所得税；（5）假设征收从价税不会改变外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传统的局部均衡法是测算进口的消费损失和生产损失两个“福利三角”之和，附录1的推导结果是W＝1/2t[m,2]｜d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