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子和攻邪理论产生历史背景及对其养生理念的影响.docVIP

试论张子和攻邪理论产生历史背景及对其养生理念的影响 【摘要】 社会嗜补之习是张子和提出攻邪理论的历史背景，有着医学背景的苏东坡也是这一时弊的受害者。针对时弊，张子和不但提出自己的攻邪理论，还针对养生提出“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的理念，并对有关养生理论有所发展创造。 【关键词】 张子和 苏东坡 攻邪 养生 张从正，字子和，金代睢州考城人。生于南宋绍兴二十六年(金贞元四年，即1156年)，卒于南宋绍定元年(金正大五年，即1228年)，享年73岁。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攻邪派创始人，张子和攻邪医学治疗思想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为了讲清这个问题，不妨从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之死谈起。 　　关于苏东坡的死因，清代医家陆以湉在《冷庐医话·慎药》中有详细记述：由于政治的原因，晚年的苏东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省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66岁的苏东坡从贬官地儋州北上经至毗陵(今江苏常州)。当时正值酷暑，苏东坡觉得船中热不堪受，为了凉爽，“夜辄露坐，复冷饮过度，中夜暴下，至旦疲甚，食黄芪粥稍适”。然而，第二天，又应人邀请而赴酒宴。不久“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胀，却饮食，夜不能寐。……十五日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以参苓瀹汤而气濅止，遂不安枕席”。苏东坡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夜发热热不可言，牙齿间出血如蚯蚓状者无数，到天明才止住，困惫极甚，“细察病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用清凉药。已令人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二十一日竟有生意，二十五日病重，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气不能支，二十八日苏东坡死[1]。 　　陆以湉在按语中说：“病暑冷饮暴下，不宜服黄芪。其误服后，胸胀热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噫，此岂非为补药所误耶?”[1] 　　由以上可以看出，苏东坡是因为误用补药而死。若从整个当时历史背景而言，这大概是由于唐宋时期滥用温补药物的风气盛行所致。“夫人之好补，则有无病而补者，有有病而补者。无病而补者谁与?上而缙绅之流，次而豪富之子。有金玉以荣其身，刍豢以悦其口;寒则衣裘，暑则台榭;动则车马，止则裀褥;味则五辛，饮则长夜。醉饱之余，无所用心，而因致力于床笫，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故年半百而衰也。然则奈何?以药为之补矣。”[2]63 一些达官贵族，妻妾成群，为了满足其淫欲之需要，便大服温补药物。轻则草木，重则丹石。或乌头、附子，或硫黄、乳石，或方士丹药。许多病人也是喜补而厌恶攻法，以为补药都是好药，泻药都是坏药，给予补药则喜，给予泻药则烦。 　　苏东坡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善谈医学，在《东坡志林》、《上皇帝书》、《教战守策》等著作中，均有大量的医药内容，并有方书《苏沈良方》(与沈括方合辑)问世。就连苏东坡都这样，尚因误补而死，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可见滥补时弊之严重! 　　苏死后55年的1156年，张子和出生，相距时代不远，社会嗜补之习未尝改易。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对这一现象有所记述：“以(唐)太宗宪宗高明之资，犹陷于流俗之蔽，为方士燥药所误;以韩昌黎(韩愈)、元微之(元稹)犹死于小溲不通、水肿。有服丹置数妾，而死于暴脱;有服草乌头如圣丸，而死于须疮;有服乳石、硫黄，小溲不通;有习气求嗣，而死于精血;有嗜酒，而死于发狂见鬼;有好茶成癖。……近年运使张伯英病宿伤，服硫黄、姜、附数月，一日丧明。监察陈威卿病嗽，服钟乳粉数年，呕血而殒。呜呼!后之谈补者，尚监兹哉!”[2]44对于治病，用补药即使把病治坏了，医者也不自责，患者也不自悟，“惟庸工之治病，纯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举世皆曰平稳，误人而不见其迹。渠亦不自省其过，虽终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补药也，何罪焉?’病人亦曰：‘彼以补药补我，彼何罪焉?’”。[2]35社会上下，医患之间，这种“以用补药平稳，以服补药为荣”的社会风气颇为流行。 　　张氏对此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目睹时弊，痛加斥责，并提出了自己的攻邪理论。他说：“惟庸工误人最深，如鲧湮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补者人所喜，攻者人所误，医者与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见用，不若顺病人之心而获利也，岂复计病者之死生乎?呜呼!世无真实，谁能别之?今余著此吐汗下三法之诠，所以该治病之法也，庶几来者有所凭藉耳。”[2]35针砭了庸医误补造成的危害，并揭露了时医的不良风气。张子和最先提出“药邪致病”的病因学思想，指出用药不当或长期无病服药，均可造成阴阳偏胜，偏胜则病，于是提出与“滥补”针锋相对的“攻邪论”。 　　其实，这种滥补成风的习气即使在今天亦不鲜见，现今之各种营养滋补品铺天盖地，临床妄补之风不减，保健补益品盛行，有很多人不需要补而“补”，反而“补”出了病，造成滥补之人参综合征、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