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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贪贿犯罪侦查难点的破解（下） 　　【本期主讲】 　　蒋世强检察官 法学本科，先后毕业于重庆市文理学院、西南政法大学。1978年参加工作，任中学教师；1987年调入重庆市永川新胜地区检察院工作，历任刑检科科长（批捕、起诉合一）、法纪科长、职侦局长（反贪、反渎、控申、预防合一）等职务；2008年调重庆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工作，任检察员（高三级检察官）。期间，在职务犯罪侦查局工作长达15年之久，曾主办、参半过不少案件，并结合业务实践写下了500余万字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法学论文。如：《直接受理案件初查工作雏议》，被《中国刑事法》杂志刊用；《职务犯罪预防要实现四化》及《建立保外就医法律监督机制的实践探索》均被《人民检察》刊用，并获得优秀论文奖；《公诉案件证据标准及其运用》一文获第6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三等奖。 　　[核心提示] 针对当前金融领域内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线索发现难、调查取证难、案件定性难、结果处理难、赃款追缴难等现状，通过选择初查路径、灵活审讯技巧、突破侦查重点等侦查谋略的实施，提出侦查职能专业化、纵横机制专业化、情报获取专业化、侦查手段专业化、侦查队伍专业化等创新思路。 　　四、突破侦查重点――采用“五个结合”模式 　　（一）技术侦查与选定切入点相结合 　　近年来，金融系统贪贿犯罪案件的作案手段不断变化，多样化、边缘化、智能化等特点日益突出，案件突破难度越来越大，技术侦查无疑是应对当前复杂反腐败形势的有力手段。公安机关经过多年发展，通过通讯侦查、网络侦查等侦查手段的运用，已经形成了“现场提取物证、视频锁定轨迹、侦查逐个查证、物证认定犯罪”的疑难犯罪案件侦破模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并规定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要借鉴公安机关现有的技术平台为技术侦查服务，反贪侦查人员要熟悉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电子证据，提高在预审中运用以及转化这些证据的能力。尤其要注意在错综复杂的金融系统贪贿犯罪案情中找准突破口是案件侦破的前提。某检察院在侦办某分行副行长曹某受贿600万元案时，曹某自恃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对自己受贿问题查了多次都没有查实自己受贿的证据，自认为有一套反侦查伎俩，对受贿犯罪事实不予供述，使案件一时陷入僵局。对此，侦查人员及时转换侦查思路，依法与公安机关配合，采用技术侦查，找准突破案件的靶心，一举侦破曹某受贿600万元大案。 　　（二）情报信息与攻击心理相结合 　　从金融行业入手，收集行业数据，搭建金融、检察信息共享平台，为检察机关提供查询窗口，以便获取金融行业内部信息；尤其要建立检察机关和金融系统内部查询系统，但要设置必要的查询权限。在案件启动过程中，实行“协同上案机制”，强调技术、信息、情报三大专业手段的同步并行。重大的金融贪贿犯罪案件临时指挥部要由案侦指挥员、情报收集员、情报分析员和专案内勤组成。要运用情报信息获取的证据对金融系统贪贿犯罪嫌疑人进行攻心战，采取法、理并用，击垮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例如，某检察院在侦办某营业所主任刘某受贿窝案时，侦查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仍无突破性的进展。一天，侦查员突然秘密收到情报反映该案犯罪嫌疑人刘某的弟弟是受贿犯罪的共犯。根据掌握的情况，侦查人员得知刘某的弟弟虽然是本案受贿犯罪的共犯，但他伙同其兄作案的数额不大。如果攻下了其弟，对攻下刘某乃至全案至关重要。于是，检察院便以此为突破口，让其弟对刘某受贿的事实作了供述，为攻破刘某受贿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强制措施与拆散同盟相结合 　　查办金融系统贪贿犯罪案件是一个发现和证实犯罪的过程，各类证据的收集都围绕着一定的时空条件，一定的规律进行，适时采取强制措施对于突破案件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重大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潜逃的案件，应大胆启动违法所得进行没收这一特别程序，但要把握这一程序启动过程中的证据标准。虽然这么做有一定的挑战性，但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打击金融贪贿犯罪，就必须大胆、适时启动这一程序。尤其是金融贪贿案件当事人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利益共同体，案发前后，当事人之间大多建立“同心同盟”进行反侦查活动，瓦解、拆散攻守同盟是攻破案件的关键。某检察院在侦办某分行副行长李某受贿窝案时，几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依照事前约定而对犯罪行为竭力回避，拒不交代，侦查人员利用犯罪嫌疑人分赃不均、截留赃款的矛盾，适度将信息泄露给嫌疑人，让其相互指证，并安排侦查人员对嫌疑人宣讲主动、自首等法律知识，使该案快速侦破，4名犯罪嫌疑人共同受贿80万元窝案得以侦破。 　　（四）全面控制与固定证据相结合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介入侦查阶段进一步强化，这就客观上要求侦查部门提高侦查水平，增强取证能力。侦查人员应充分利用嫌疑人被羁押后的第一次提讯，积极与看守所沟通，在遵守修改后的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