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写作nty计生制度的调整思索.docVIP

计生制度的调整思索 从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看，中国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作为计划生育的努力目标,我国的低生育率已成为现实，但是，我国人口的急剧转型带来了与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的一系列问题,对我国的教育、就业与妇女地位等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有关预测，中国到2040~2050年人口达到15-16亿时将实现人口零增长，这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福利影响巨大，要求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的制度性因素因势利导，进行转变。现行人口政策，主要以《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为主，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框架下进行的，政出多门，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状况。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决定认为，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人口数量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因此必须保持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我国各地人口发展极不均衡，因此，未雨绸缪，考虑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路径，有助于人口发展走上和谐文明的轨道。本文从分析现行人口政策的问题出发，了解近年来对人口政策的新见解，并以总和生育率为主要参考指标，描绘了人口政策转变的可能性路径。 一、现行人口政策的问题 （一）对现行政策作用的评估，但对计划生育的效果，学术界众说纷纭。 1、主流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成绩显著，效果有目共睹。连续30多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使中国飞驰的人口列车终于逐渐减速，摆脱了“人口数量危机”，中国的人口增长类型由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在70年代以后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人口转变完成。 2、相关甚小。例如，梁中堂认为，人口过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生育率水的原理在人口过程中顽强地发挥作用。“如果制订一个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好做工作的、接近农民生育意愿的宽松政策,不仅可能比实际出生的孩子还少,更重要地是理顺了各种社会关系,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部分观点认为，鉴于我国在教育、医疗保健、妇女的工作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其它方面都显著地取得了更大成就，我国的生育率同样下降很多。 （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划分了农村与城市的生育政策差别，极有可能影响了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地区间、城乡间、民族间的人口政策的多样性。 （三）现行生育政策的若干伴生现象——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升高、人口老龄化加速和难以维持人口正常更替。 1、关于性别比升高。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的资料公布：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高达116.9，超过公认的正常标准，0至9岁人群中男性比女性多1277万。性别比失衡将使未来少年儿童成长处于不正常的“性别生态”环境中，影响其心理和生理的正常发育。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会引发“婚姻市场挤压”。虽然对计划生育与性别比升高的相关性有争议，但计划生育政策对性别选择确实可能有影响。 2、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我国目前有65岁以上老人近9000万人，203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达3.57亿，2050年将达4.39亿，届时约占总人口的25%，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到来，养老保障问题突出。使我们遭遇“人口结构失衡劳动人口减少”危机，劳动人口的减少，需要人赡养的老人增多，中青年负担增加等问题，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3、一是城市和农村人口反比例增长问题令人担忧，城市居民实行“一胎制”，而广大农村地区“二胞胎”已是普遍现象；由此造成人口素质的逆淘汰。 4、计划生育引发了部分道德问题，社会上出现包二奶、假离婚甚至借腹生子现象。 二、调，还是不调——调整政策的百家争鸣 生育政策的目标涉及到“人口理想”与人口现代化，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代人的政策，不能“一百年不动摇”。部分学者认为需要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并微调。 曾毅认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所实行的“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晚（晚育）”和“稀”（适当拉大生育间隔）对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急剧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2.2‰左右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晚育的前提下逐步平稳地放宽二胎政策，只要规划科学合理，就不会出现人口增量失控的局面。这样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降低政府继续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政治代价与管理成本，有利于扭转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女婴死亡率偏高的危险倾向，并且可以避免只取消“二胎生育间隔”政策而不放宽二胎政策的负面影响。 郭志刚认为，对调整生育政策的担心主要在于以下问题尚未真正解决：一是仍有许多迹象表明1990年代的出生统计存在严重的漏报，二是顾虑生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