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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上位” 　　1913年美联储成立之时，以美国绝对经济实力来看，美联储就是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但此时的美国还没有执全球金融之牛耳的能力。 　　31年后，机会来临。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终于从英国人手中接过了这柄金融权杖，得偿多年所愿。 　　不过，对于何时何地让大英帝国体面地交出金融权杖，这是需要外交艺术和国家智慧的。 　　在时间窗口的选择上，美国选在战争即将结束但尚未结束的关键时间节点上，这显然要比诸神集体狂欢的胜利日更好拿捏会议进程；而权力交接地，毋庸置疑，必须在美国，最好是远离战场和血腥的宁静地带。 　　于是，美国人把时间定在1944年7月，这时欧洲第二战场刚刚开辟，全世界的注意力正集中在硝烟弥漫的欧洲。而会议地点，则在远离欧洲战场且风景优美的新罕纳尔布什州布雷顿森林郡华盛顿山饭店。 　　美国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此，越是偏僻的地方，就越可以做到心无旁骛，一切可以按照美国人设计的路线图来谋划战后世界的经济棋局。 　　在长达三周的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几乎通宵不寐，会议室里空气质量格外污浊，室内充满着质问、争辩乃至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而室外却是空气清新，心旷神怡。于是，大家拼命工作，甚至有当事秘书在回忆当时情形时，认为“每天简直要工作28小时”。 　　明眼人都明白，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英国人不会轻易让权，但凯恩斯又比谁都明白大势所趋的道理，美国早已是事实上的全球老大，英国能打的牌实在不多。 　　于是，代表新旧帝国勾勒全球秩序主张的两个计划发生了碰撞。 　　凯恩斯拿出的版本叫“国际货币清算同盟计划”，怀特计划的名字更长，叫“联合国稳定基金与同盟国家的复兴开发银行计划草案”。 　　最终，实力决定了谈判的进程与结果。英国被迫作出大幅让步，凯恩斯和怀特也得以握手言欢。布雷顿森林会议最终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凯恩斯计划为补充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与会各国确认，各国的货币与美元以固定汇率挂钩，在平价1%的范围浮动；美元则与黄金挂钩，各国政府可以以35美元每盎司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另外各国还同意成立一家“准国际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流动性出现困难的国家提供帮助。至于凯恩斯的“班克尔”，直到1969年，才在一种叫做“特别提款权”的黄金货币单位身上“复活”。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黄金本位制。它确立了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但是，形势总在不断变化。随着国际收支逆差的逐步增加，美国的黄金储备也日益减少。抛售美元终于在1960年左右成为风潮，于是第一次“美元危机”发生了。 　　国力举世无匹的美国竟然也有软肋？ 　　那么软肋究竟何在？答案被耶鲁大学罗伯特·特里芬找到了。1960年，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理论上的致命缺陷：这个体系对美元的清偿力与信心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既然美元是国际清偿货币，那么为了进行国际贸易，其他各国必须保持大量美元储备。而从美国的角度看，它的国际收支必然是逆差——要不然的话，国际市场上的美元从何而来呢？可是，如果美国长期保持巨额逆差，又会使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信心下降，驱使各国政府用美元储备向美国挤兑黄金，使美国黄金储备枯竭，最终导致汇兑金本位体制难以为继。 　　这就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的预言很快在市场得到应验。1960年伦敦市场上黄金对美元猛涨到41.5美元/盎司，超过官价20%，美元被迫大幅贬值。美国只得召集英、法、德、意、荷、比、瑞七国，组成“七国黄金总库”，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建立14国“互惠贷款协议”，借款额将近200亿美元，美元暂时告别了危机。 　　然而，不久之后，美国便深陷越南战争泥潭。长达12年的越战弄得美国身心疲惫，人们似乎看到了昔日大英帝国衰败的身影在晃动。于是黄金作为最好的避险工具受到空前追捧。1967年底伦敦市场掀起了抢购黄金、抛售美元的风潮，严重打击了美元信誉。1968年3月的半个月中，美国黄金储备流出了14亿多美元，仅3月14日一天，伦敦黄金交易市场的成交量就达到了400吨的破记录数字。美国再也没有维持黄金官价的能力，经与黄金总库成员协商后，宣布不再按每盎司35美元官价向市场供应黄金，市场金价自由浮动，但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仍按官价结算，从此黄金开始了双价制阶段。但双价制也维持了三年的时间，原因是美国国际收支仍不断恶化，美元不稳；西方各国不满美国以一己私利为原则，不顾美元危机拒不贬值，强行维持固定汇率。于是欧洲一些国家采取了请君入瓮的策略，既然美国拒不提高黄金价格，让美元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