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docVIP

对我国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 假释制度和减刑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是对罪犯管理和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随着我国行刑机制与国际行刑制度的逐步合规，扩大假释的适用对象和条件理应成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选择。但是，目前我国的假释制度尚不完善，现状也不尽如人意，为此本人就此谈一点个人的浅显思考，供同志们参考。 一、假释的功能 1、有利于促进罪犯改造，维护监狱安全。《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的1/2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可见，假释制度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促进罪犯认罪、悔罪，自觉接受改造、接受教育，维护监狱安全稳定，防止其重新犯罪的机制。假释制度的适用为罪犯提前出狱提供了机会，促使罪犯主动承担起改恶从善的责任，为达目标而检点个人行为。虽然这是功利主义趋利弊害使然，似有动机不纯之嫌，但是客观上它迫使罪犯先从行为表现开始，积极配合监狱的教育改造措施，从被迫改造到逐步自觉自愿接受监规纪律的约束，接受监狱的管理和教育。俗话说：“假做真时，假亦真；真做假时，真亦假。”一个行为做的久了，哪怕它是假的、装的，后来它也变真了。 2、有利于提高监狱机关的执法水平。根据《刑法》第81条的规定，假释只适用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其与根据《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的减刑制度相比：减刑制度注重的是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至于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表现，减刑制度并不关注。因而，这就极易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监狱机关为保证监狱的安全稳定，考虑较多的是罪犯的狱内表现，换句话说，只要罪犯在狱内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得减刑，至于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表现则不会投入更多关注，尤其是当前社会对监狱的执法要求更高更严的形势下，监狱机关考虑更多的是防止出现罪犯暴狱、脱逃、行凶、非正常死亡等监管改造事故，导致实践中出现扩大减刑面来调动罪犯遵规守纪的积极性，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改造积极性。 而假释制度不仅要考察罪犯的“狱内表现”，还要考察罪犯“狱外可能的表现”，这就要求监狱机关在考虑对罪犯的假释时，不仅要充分考虑罪犯的“狱内表现”，而且还要注重对罪犯回归社会的“表现预测”，即要从罪犯的狱内表现、犯罪性质、心理结构、家庭关系、谋生技能等各方面综合考虑罪犯是否可能再危害社会。显然，假释制度与减刑制度相比，假释制度对监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有利于提高监狱机关的执法水平和责任心，更有利于体现既惩罚罪犯又改造罪犯的刑罚执行目的。 3、有利于减少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刑罚虽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但同样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性。监狱在对罪犯惩罚与改造的过程中，受到行刑成本不断扩大的制约。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和监禁率较高两个方面的因素，关押的罪犯绝对数量一直很大，据统计，全国押犯93年超过124万，94年超过128万，95年超过132万，97年超过143万，01年超过149万，至02年已达到154万，并且目前仍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每一个罪犯都是“全劳保”，从吃、穿、住、行、到身体检查、看病一切全是国家包干，据统计，我国每年每个罪犯人均花费约1万元左右，这对监狱企业每况愈下的今天，这是一项不小的负担。而假释制度的正确运用无疑能够减少国家的负担。 另外，由于押犯人数的大副增长和超押，造成一线民警严重紧张，警力不足、监管形势严峻、工作要求高，使得监狱民警即使“眼睛一睁，忙到天黑”也只能应付日常管理，而真正需要对罪犯专业的、系统的教育矫正措施无暇顾及，造成监狱罪犯改造质量下降，重新犯罪率上升。因而，对那些确有悔改表现，又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依法予以假释（包括减刑），把有限的警力资源真正用于教育改造罪犯的刀口上，既能缓解警力不足的矛盾，又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提高行刑效率。 4、有利于利用社会资源，实现罪犯矫治社会化。根据《刑法》第85条的规定，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这就由法律明确规定了罪犯假释后，社会力量（公安机关）的监督义务和责任。通过公安机关的监督，发挥其自身资源，有效运用社区、居委会、各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与监督，大大帮助假释罪犯缩小了从“监狱人”向“社会人”过度的进程。 5、有利于预防犯罪，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由于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接受的是严格的管理和教育，因而不可避免的具有“监狱化”倾向—盲从性和社会不适应性。这样罪犯在假释后，从“监狱人”向“社会人”过度的时期内，一方面，在生活和就业上面临许多不适和困难；另一方面，从无自由状态一下进入无限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