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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门口留学 　　去年8月11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所中美合作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在黄埔江边迎来了它首届300名学生。有人将其视为中国高教领域的一股春风，视作中外联合办学在停滞六七年后，再一次重启闸门。 　　早在10年前，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3所学校已经陆续拉开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合作办学的序幕。相比今年只招本科生的上海纽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已有8年的研究生招生史。另外，美国肯恩大学与温州大学合作筹建的温州肯恩大学、美国杜克大学与武汉大学合作筹建的昆山杜克大学（筹）也相继开始招生。 　　随着长三角，在西安、在广州、在天津、在重庆……越来越多的“洋大学”正越洋而来，开始落户中国。“洋大学”已然成为继普通高校、科研院所、普通民办高校之后，第四种考研选择。 　　中外教育共舞“探戈” 　　中外联合办学不是新事。自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施行至今，各类中外联合办学项目发展得如火如荼。全国依法获得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达1979个，各级各类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约55万人，其中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约45万人，高等教育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超过150万人。全国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的高校有577所，其中“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学79所，举办项目占项目总数的16%。 　　在这1979个项目中，仅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上海纽约大学、温州肯恩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上述6所高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是英式教育的代表，上海纽约大学、温州肯恩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则代表了美式教育；其余1973个非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项目则是在机构、二级学院、专业层面上的中外合作。 　　对于中外联合办学而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多重要？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最大好处是边界清楚。”宁波诺丁汉大学副校长沈伟其说，他全程参与了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筹建过程。他口中的“边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按照现代大学制度来建学校。”10年前，宁波诺丁汉大学就将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办学制度、培养模式、管理制度、考核体系悉数带来中国，“宁波诺丁汉大学首先是中外合作的独立的办学机构，同时它也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诺丁汉大学的特色，也是我们的性质。”独立法人资格让它既是中国教育的一部分，又独立于中国教育制度之外。以最令中国高校尴尬的“行政化”为例，这个问题在宁波诺丁汉大学里根本不存在。“我们的老师都不愿意当官，不愿意当行政人员。”沈伟其说，“在这里，行政人员就是服务人员，是为教授和学生服务的。我们签的是劳动合同，别看我今天是副校长，如果有一天我干得不好，一样会被辞退。”沈伟其说。 　　非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联合办学项目，比如高校的二级学院，由于它依托母体院校，因此它除了要遵守《条例》，还要恪守中国大学的制度和规章。而这也是中国绝大多数中外联合办学项目办得不中不西、格外尴尬的重要原因。 　　教育先从尊重开始 　　纯正的西式血统有那么重要吗？从一条小径的诞生，或许可以窥见本土大学与“洋大学”的不同思维角度。 　　在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行政办公大楼前有一大片草坪。平日学生为了上课便捷，总会三三两两地从草坪上走过。2013年6月，学生向校方提出建议，认为大量的无序踩踏会破坏草坪。8月开学时，草坪上已经多了一条专供学生穿越草坪的小径。 　　学生为这样一桩“小事”向学校提建议，后者当成大事解决，这对于公办大学来讲，是难以想象的事。像这种服务意识，是很多“洋大学”从国外取回的“真经”之一。 　　这种服务意识也贯穿在日常的学习中。 　　2013年12月，微博上一幅宁波诺丁汉大学建筑系工作室的相片火了。相片中有数十名学生在工作室里自习。讲台站着一名老师模样的外国人，似乎随时在等待学生的提问。这样的场景发生在公办学校也不奇怪，真正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事发生在凌晨两点。 　　“因为准备期末考试，我们就跟老师商量一起过来自习，老师就答应了。”当事人之一孙民说，她强调通宵达旦地学习不是普遍现象，但也绝不罕见。学校的图书馆和英国诺丁汉大学一样，平时晚上10点关门，考试季延长到凌晨2点，前台老师轮流为学生值班。 　　对于“洋大学”这种“以学生、教师为本”的办学理念，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酉民认为，在当今的大学里，大师和大楼在教育中的地位在下降，真正重要的是用新的教育理念把教育平台、把所有资源整合起来。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主任王烽也曾说：“一个学校里怎样体现出教师的地位，对教师的尊重，怎么体现出对学生的尊重，这是搞好教育最基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