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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以大众汽车召回为视角 摘要：缺陷产品是随着生产产生的，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在缺陷产品产生后，由于市场经济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往往不能将缺陷产品引发的后果减小，所以此时国家作为市场经济自身调节的补充，理应站在全局的高度统筹规划―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应运而生。但是由于我国的召回制度立法晚、层级低，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以大众汽车召回为视角，探究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从实然和应然的角度全面分析，比较中美的产品召回制度，为完善我国的产品召回制度奠基。 关键词：缺陷产品 召回 比较 完善 一、由大众汽车召回引发的思考 （一）事件回顾 2013年3月，央视晚会对早已喧嚣的大众DSG变速器问题予以了曝光。第二天，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指令大众汽车召回，这是新《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以来首例“强制”召回事件。DSG变速器问题最先发生在2011年，大众汽车先后用软件升级服务和延长质量担保期企图解决。 回顾大众汽车发现技术问题、正视问题到被动解决问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实大众汽车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现与我国一样的技术问题，其立即采取召回措施，避免事态扩大。反观在我国的举动，大失人心。这不仅是消费者对自身权利不关注，企业的责任感不强，还是国家制度不完善的结果。法律没有苛之以责，在利益的驱动下，抛弃道德是企业的惯常做法，但是国家必须规制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大众汽车不愿主动召回，国家应该及早发现问题，强制召回；大众汽车不愿赔偿，自有法律要求赔偿，这才是应然的法律。 （二）缺陷汽车召回制度 1、立法进程 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产品召回制度。2002年10月通过的《上海市消费者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了商品的“召回制度”，这是我国法规中第一次出现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直接规定。【1】此前处于法律层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第二款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之后的《食品安全法》第53条也是大致规定，《侵权责任法》第46条也提到了产品召回但并不明确。 和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的汽车召回也是最典型的召回内容。继2004年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之后，许多行政规章出台，2013年又实施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数量上看起来我国的汽车召回制度已近完善，但起不到预想中的效果。 2、缺陷汽车召回制度的内容 根据我国相关规定，缺陷汽车召回的主体首先应当确定的是企业，而非政府。因为生产者和销售者都是食品市场活动中的受益者，法谚有所谓“利之所在，损之所归”，根据这一原则，召回的主体无疑是生产者和销售者。当企业不积极履行召回义务的时候，政府便责令企业召回。当政府责令企业召回时还应该发布有关缺陷产品的信息，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减少危害的发生。 有危险性的缺陷汽车是缺陷汽车召回的客体，其危险包括人身危险和财产危险两种。我国还有一种应该被召回的汽车是“经检验机构检验安全性能存在不符合有关汽车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汽车”，但是本文建议把“具有人身危险性”作为召回的唯一标准，否则双重标准容易导致歧义，不利于召回的实施。 主动召回和指令召回作为两种主要的汽车召回方式都应用广泛，区别是前者是国家鼓励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补充。但就我国的汽车市场来看，召回的数量并不多，我国每年交通事故中因车辆本身故障而导致的事故所占比例高达7%至10%。据统计，2009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7619万辆，当年共召回汽车135万辆，相当于每100辆车中足2辆被召回，而美国每100辆汽车中约10辆被召回。[2] 二、比较中美的产品召回制度 （一）立法体例 产品召回制度首先发端于美国，1966年美国通过了《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明确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召回缺陷汽车，此后，逐步在多项关于产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立法中引入召回制度。【3】美国产品召回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是《消费者产品安全法》，其中机动车及其设施由《国家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调整。美国的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在横向和纵向都蓬勃发展，不仅有调整各行各业的法律，还有某一类产品的纵向法案。 近年来，我国对缺陷产品召回的规定有一定发展，但立法层次低且过于宽泛，其共同的缺点是：立法层次低，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过于宽泛，没有对违法责任做出规定，执行力相对较弱；行政部门职责分工不清；处罚力度过轻等。【4】 （二）召回主体 1、管理主体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是美国主管产品召回的政府机构，是根据《消费者产品安全法》下设的管理机构，统筹美国的产品召回。并且在各个召回的单行法下又设立了专门管理该项召回的部门，如为了更好的贯彻《联邦食物、药品和化妆品法》，在卫生部下设了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美国的产品召回监管机构是多元的，各部门分工协作，权能分明，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从我国立法来看，我国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管理汽车召回、儿童玩具召回、食品召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