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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申报入法障碍及对策分析 　　【摘要】腐败是社会健康运行的顽疾，公务员财产申报入法，是防治腐败、建设廉政的有效路径。但当下中国仅有相关的政策性文件，而无真正意义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其迟迟不能入法主要是因为法理上缺乏基础，立法上不易设计规程和执法上缺乏法律保障。本文针对这三大障碍提出解决对策：首先，平衡隐私权与财产申报制度的博弈；其次，合理确定财产申报流程，具体包括合理界定申报的主体范围，明确需申报的财产范围，科学规定申报时间；最后，严格落实法律，执法必严，具体而言，推行公示，加强稽核，追究责任。 　　【关键词】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法；腐败；廉政建设；隐私权 　　财产申报制度在西方被称为“阳光法案”，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烈日法案”，是指在法定范围内的公职人员按照法定时间和法定方式对个人拥有的财产（包括有形和无形财产）数量、来源、支配情况向特定组织申报并接受监督，以证明自己在担任公职期间所有经济收入合法的一项法律制度。具有管制、公共监督、自我约束、廉洁自证、抑制腐败等功能。 　　一、停滞的立法进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建设透明政府、服务型政府尤为迫切，因此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也应摆到政府的议程上来。我国从1986年就已经开始制定财产申报方面的规定，其后也不断制定和颁布相关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性质上仅属于政策性文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地位，缺乏国家强制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入法遇到了障碍。 　　二、财产申报制度入法障碍 　　公务员财产申报入法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缺乏法理基础；其次是立法层面上规程设计并非轻而易举；最后是执法方面缺乏法律保障。 　　（一）法理基础：官员排斥入法 　　据一项课题组调查，93%的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阻力主要来自领导阶层。领导层的理由包括“条件不成熟”、“不合国情”、“申报也无效”、“维护隐私权”。反对的实质原因主要是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对财产申报制度入法的认同就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放弃。任何制度的出台和完善与否，无不取决于有表决权的个人与群体的认同。当某项改革符合民众诉求但与某些利益集团相冲突、尤其是领导层犹豫不决时，改革难逃难产厄运。 　　（二）立法层面：不易设计规程 　　我国国情比较特殊，官僚群体数量庞大，结构体系复杂。设计出一种既能做到普及推广、又可维持准确高效、还须保证成本可控的申报规程，肯定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光是界定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明确财产范围，申报时间，受理机构，公示办法，监督核查制度等就难以取得广泛共识。 　　（三）执法方面：缺乏法律保障 　　如果现有各种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政策性文件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上升到立法层次也未必是当务之急。但事实证明这些政策性文件从未得到过认真执行，财产申报制度处于架空状态。从历史教训中不难看出，一项法律要是缺乏足够有力的保障措施，慢慢便会变得空洞化与边缘化。然而想要做到保障有力绝非一日之功，例如如何引入群众监督、以及怎样实施法纪惩处。 　　三、财产申报制度入法对策分析 　　预防腐败应该从源头抓起，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能使公务员的各项财产和收入置于公开的状况下，有利于政府机关和公众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监督，能使公务员的合理以及不合理的各种行为被曝光在“阳光”下，并且是防治贪污腐败，倡导廉洁高效政府的有利措施。所以构建廉洁政府、防治腐败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入法。而当务之急就是寻求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入法的解决对策。 　　（一）平衡隐私权与财产申报制度的博弈 　　建立和完善财产申报制度，解决其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问题，不因单纯以隐私权的限制为代价，对隐私权的限制亦有限度。我国的财产申报制度不能一味强调对公职人员隐私权的限制而忽视必要的保护。必须在制度上充分考虑隐私权保护的需要，对财产申报制度设定合理的界限：在申报主体范围上，应以职位与公众有密切关联的“公共官员”为限；在财产申报内容上，应以个人与外界公共场合发生广泛的“社会领域”为限；在财产申报公示上，应对财产申报资料的查阅或使用加以限制，防止财产申报资料的不当利用与传播，减轻申报人因个人财产信息被过度曝光导致的隐私忧虑。只有实现财产申报制度与隐私权保护的平衡，才能打消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示的隐私权顾虑，让财产公示变成现实。 　　（二）合理确定财产申报流程 　　中国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应该分三步走：首先，出台《〈公务员法〉修正案》，将财产申报制度以纲要性的条款列入，以弥补当时未能写入该法的遗憾，同时也为以后的立法提供依据；其次，以《公务员法》作为母法，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委托国务院制定统一的《官员财产申报条例》；最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该条例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