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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对话】 从权利救济看我国法律体系的缺陷 柳经纬 摘　要：权利救济是评判法律体系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志。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个案情形下的 权利救济方面，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但是，当人民权利遭受来自公权力机关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 的侵害时，则明显缺乏相应的救济制度构建。加快这方面的制度构建，是保护人民权利的必要，也是 健全法律体系、实现“中国（法治）梦”的当务之急。这一制度至少应包括两点：一是使得涉嫌侵权的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规范性司法解释能够得到及时纠正；二是因这些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规范性司法解释受到损害的权利人能够获得赔偿。 关键词：权利救济　法律体系　司法审查　中国（法治）梦 一 　　 保护人民权利是包括宪法在内的全部国家法律的基本任务。《民法通则》第 １条规定“保障公 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刑法》第２条规定“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 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民事诉讼法》第２条规定“保护当 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许可法》第１条也规定“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些法律无不宣示其保护人民权利的宗旨、立场和态度。至于像《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样的法律，更是旗帜鲜明地宣告 以保护特定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使命。 然而，从法治的角度看，保护人民权利不能只是停留在法律宣言的层面上，也不能停留在宣告人 民享有的具体权利上，尽管这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将权利保障落实到具体制度尤其是权利救济制度 的构建上，建立和健全权利救济制度，在人民的权利遭受侵害时能够为其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诚如 法谚所言，“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如果缺乏相应的权利救济制度，不能为人民的权 利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那么任何关于人民权利的宣言都只是一句空话，都只是一张开给人民的“空 头支票”。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救济制度不仅是检测权利宣言是否只是一张“空头支票”的试金石， 也是评判国家的法律体系是否健全、法治是否得以落实的重要标志，欠缺权利救济制度的法律体系不 是健全的法律体系，不能为人民的权利提供有效救济的法治不是真正意义的法治。  “２０１１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１８５· 《比较法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二 　　一般来说，人民权利遭受侵害无非两种情形：一是来自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的侵害，如张三打 伤了李四，Ａ公司生产的有害食品造成消费者的损害；二是来自不平等主体的公权力机关的侵害，如 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损害了人民的权利，政府未经法定程序强行征收公民私有财产，公安机关错捕犯 罪嫌疑人，法院未依法裁判造成冤假错案。 在第一种情形下，权利救济的路径和方式主要是民事救济，在立法上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之分。从 实体法层面上，权利救济体现在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上，如违约责任制度旨在当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时 为债权人提供法律救济，侵权责任制度旨在当侵权行为发生时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救济。在程序法层 面上，权利救济体现在民事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以及其他纠纷解决程序制度的构建上。 我国自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法制的不断进步，民事救济的法律，无论是实体法 层面还是程序法层面，都有了显著的改观。 从实体法层面看，在违约救济方面，１９８１年《经济合同法》对违反经济合同的责任作了规定，１９８５ 年《涉外经济合同法》对涉外经济合同的违约责任作了规定，１９８６年《民法通则》对违约责任也作了专 门规定。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基础上，１９９９年《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第七章），使得违约救济 制度臻于健全。在侵权救济方面，１９８２年《商标法》、１９８４年《专利法》、１９９０年《著作权法》、１９８６年 《民法通则》、２００７年《物权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都对不同领域的侵权 责任作了规定。在总结上述侵权责任的立法经验基础上，２００９年专门制定了《侵权责任法》，侵权救 济制度也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