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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调解”的去司法化——中国ADR理想模式探讨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陈 浪 吴晓静 “大调解”是最近几年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域几近制度化的一种新机制，指多方面协同努力促成矛盾纠纷及时化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它是一种有一定中国特色的ADR，与“马锡五工作方法”一脉相承。如何有效发挥大调解的积极作用并避免其副作用，值得认真研究。本文着重从人民法院与大调解关系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基本结论是目前大调解的一大基本动向——强调人民法院在大调解中的作用——需要再斟酌。 一、“大调解”的背景、意义与要求 近年来，我国已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化解难度越来越大，需要执政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力应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多部门多主体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就应运而生，被各地各级党政领导所倚重和期待。这种机制的意义至少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政治意义——它是执政党的一件大事，当然也就是执政党领导下的各个方面共同的大事；其二，现实意义——现在的诸多矛盾纠纷确实有赖于多方面协同配合才能解决。不难预见，大调解将作为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一项重要的社会治理机制而存在。正因如此，有必要探讨如何才能使这种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 调解是我国不少机关和机构的重要工作方法，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工会、妇联、消协等等都经常采用。作为与原有调解机制不同的新机制，大调解需要满足两个基本要求：其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