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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艺术审美境界分析审美文化论文 一、音乐是人类心性与天地之性的合一 受天人合一思想和文化精神的制约，中国音乐首先追求的是与天地之性合一的审美精神境界。从《尚书》开始，中国古代音乐就提出了以“和”为中心的音乐观。《尚书尧典》中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记载，反映了最早有关天人相和的审美意识[3]。《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则天之明，因地之性，德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4]，其中也讲到天地之气生为“五声”的观点。《国语周语下》中也说：“凡神人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这里指出了音乐之“和”与“数”的关系。该文又有“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的记载，这里把天、地、人视为“三统”，将天施、地化、人事之纪视为万物之和的根本，而十二律吕都是由此而产生的。《吕氏春秋大乐篇》也谈了同样的道理：“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谓也[5]。”任何音乐，都是与天地同感、阴阳互动、天人合和的产物。《诗经》说：“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地和合，生化万物。人与万物既然由天地所生，自然就具有天地之性。如果认为万物由道所生，则亦秉有“道”之“德”。也就是说，世间万物都有天性道心，而且，万物正是天性道心的最自然的展开与现实性的实现。正因为如此，人、物、天之间就应该有一种天然的默契，形成一种神秘的关系和互渗作用。“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共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天人二者之间，相动相感，相生相化，便有了天人合和、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万物生育的人文世界。音乐正是这种效法天地、顺合天地之性的产物。在传统中国音乐理论看来，大自然本身就蕴涵着音乐。音乐是天地万物自然交合的结果。“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6]。不过，这种音乐只能是天籁、地籁之音，是自然音响的混合而已，只有天籁、地籁和人籁彼此渗透，交互作用，混融一体，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音乐。正如《乐记乐本篇》所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此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由此看来，音乐不仅是天地万物自然交和的结果，而且是人的心性对自然万物感动、感应的产物。的确如此，自然声音与人类心性的合一，不仅在于表面声音形式的差异，同时，也在于音乐主体内心能否获得一种审美愉悦的谐和感。不论乐或人，均是“和”的两度，舍弃任何一方都不可成就“和”之境界。乐之“和”源于人之“和”，人之“和”又源于对乐之物情天性的体验。乐人合一的状态就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表现，当它成为现实的时候，这种“和”便会在乐本身的境界中弥漫开来，并以其特有的氛围笼罩、感染着人的情感心灵，形成天人合一的其乐融融的境界。 郑国乐师师文向乐师师襄学琴时，僵着手指调弦，三年不成一曲，师襄劝他回去，师文解释说，我不是不能调弦，不是奏不成曲子，而是因为我心里所想不在弦上面，如不能体悟于心，也就不能在乐器上面得到协调，声音不与人的心性相和，真正的音乐又岂能产生？后来，师文从内心深处真正把握了音乐的灵魂。当他演奏时，奏春曲拨商弦，便召回南吕之音。得了秋气，凉风忽然吹起来，草木结了果实。奏秋曲时，拨角弦以激发夹钟之音。得了春气，和风缓缓回荡，草木齐绿开花。奏夏曲时，拨羽弦以召引黄钟之音。得了冬气，霜雪交替而下，川池忽然冻结。奏冬曲时，拨动徵弦，以激发蕤宾之音。得了夏气，阳光十分炎热，坚冰立即融化。启奏宫以总结商、角、徵、羽四弦，便有温煦的南风吹拂，祥云瑞气浮现在空中，甘美的露水从天而降，像甜酒一样的泉水从地下冒出来。可见，自然声音与人类心性的合一所构成的音乐，是人情物性交融渗透、相生相化的产物，能够将天和与人和合为一体，使天地万物有秩序、能和谐，构成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其乐融融的境界。 二、音乐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一 声音与人类心性的合一的继续发展，便是人藉着音乐活动而形成的相互之间的谐和关系，即人在音乐审美的精神体验中上升到了人与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谐和统一。这是天人合一表现在音乐艺术上的更高审美境界。事实上正是如此。在音乐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人类心性的律动，还可以循着音乐去把握由人类心性所组成的社会脉搏的律动，进而去把握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文化风习的演进。《乐记乐礼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7]。人类心性的变化、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文化风习的演进可以影响音乐的风格与内容，同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