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对江南海外贸易中海商水手的管理：.docVIP

清代前期对江南海外贸易中海商水手的管理 ——以日本长崎唐通事相关文献为中心 王振忠(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内容摘要] 本文主要利用日本江户时代与长崎唐通事相关的文献，结合同时期中日两国的其他文集、笔记、语言教科书以及图像资料等，对清代前期江南海外贸易中海商水手的日常生活作了较为细致的揭示。从中可见，中国海商倚仗官府声威，加强了对船员的管理；而在另一方面，清朝政府则时刻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日本的动态，力图防患于未燃；与此同时，在江南民间，也有一些呼声，提出应对长崎贸易中海商水手的生活状况予以充分重视，以防止“无赖”之出现，避免重蹈明代“倭寇”之乱的覆辙。此种焦虑，实际上折射出十六世纪生灵涂炭之“倭患”留给江南民众的痛苦记忆。由此背景观照，出自长崎唐通事之手的《浙江嘉兴平湖县给商船示约、崎馆海商条约》，显然是中国和日本官方以及中国海商出于各自的需要，相互协调的产物。本文的研究表明，唐通事等相关的域外文献，不仅是以往习知的长崎贸易史、华侨史的重要史料，而且，利用此类史料，亦可深化明清江南社会史的研究。 [关键词]《浙江嘉兴平湖县给商船示约、崎馆海商条约》，长崎，唐通事，海商，水手 近十数年来，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愈益活跃，无论是研究议题还是论述的深度，都较此前大有拓展。此一发展，也为域外汉籍的利用与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带来了不少新的刺激。例如，就清代中日贸易相关问题的研究而言，此前学界的成果已相当丰硕，举凡华侨史、海洋史、贸易史（包括朝贡贸易与海上私人贸易等）、文化交流史（特别是书籍传播、语言接触）等方面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不过，倘立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加大对域外汉籍的利用，则仍有不少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 以清代海商研究为例，此前的论著主要聚焦于海商的贸易活动，而对与海商相关的其他问题，尚有不少进一步开拓的空间。譬如，对海商的管理方面，以往的不少成果集中探讨了海船税收、出洋船只手续等方面的管理，而对海商水手日常生活方面的规范和制约，则尚未见有专文涉及。上个世纪末，笔者曾综合中、日两国的相关文献，作有《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史料及相关问题研究》、《契兄、契弟、契友、契父、契子——〈孙八救人得福〉的历史民俗背景解读》等文，就中日贸易涉及的相关社会文化问题展开探讨。后者主要揭示了明清时代东南一带同性恋畸俗及其在长崎唐话课本中的反映，而前者则指出：研究江南社会文化，应当置诸整个东亚乃至东西洋贸易的背景中去考察。该文除了贸易史的探讨之外，亦涉及徽商对身后之物——尸骸的处理，从中反映出江南与日本密切的联系。最近，笔者重新阅读一批日本汉籍史料，深感不少重要的唐通事资料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倘若结合图像资料及中国方面的相关文献，或许可以从一些独特的角度作诸多新的探讨，故草就此文，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抄本《浙江嘉兴平湖县给商船示约、崎馆海商条约》 日本元禄二年（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幕府在长崎建造了唐人屋敷（亦即唐馆，有的也写作“唐人屋铺”）的居住区，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被集中居住于此。正德五年（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幕府又颁布了“正德新令”，其中的一份谕令提及： 一、凡唐人在馆之日，照其每船人数，各给腰牌挂带，但牌上注具柁名，且有烙印，慎毋错带； 一、凡唐人在崎之际，大小通事问讯访察，通事及唐馆挂主、五甲头等，其所指挥，切不可有背违。虽学通事所分付，亦不得轻慢答话。若夫起货凡百事务之所，尤为至要。其视学通事之分付，亦如大小通事之指挥而听从之。然诸执事之于唐人，其所指挥，若有非理相加，不妨即具事故，投之头目者，固所许也； 一、凡目梢等在馆，平日买办杂物，闻之或有强夺之弊，甚不是也。向后倘有迹涉抢夺者，即据腰牌而究治。 以上条款，各船人众具呈甘结，务要恪遵，如有背违，决不姑贷。 正德伍年捌月贰拾伍日。 上述的条款规定，在唐馆内暂时居住的中国人，应佩带反映个人身份的腰牌。在长崎期间，应听从唐通事、唐馆挂主、五甲头等人的指挥。对此，清代嘉庆、道光时人程岱葊在其所撰的《长崎略》中指出：“倭通称华人为唐人，……于长崎岛设唐人馆，聚寓其处，环山筑城，巡逻甚密，唐人言语，凭通事转译呈头目。”“唐船挂主”应指中国海商船主，而“五甲头”则是日本的职事人，关于这一点，乾隆时代徽商汪鹏所著的《袖海编》中亦提及：“公堂之外有街官房，其为官三，次第入直。又有五甲头副之，皆所以弹压防御而通客之款曲，凡薪蔬鱼米之入，必经阅焉。”可见，五甲头是三位街官之副手，负责唐馆的治安以及沟通，每逢食品运入唐馆，必须经街官和五甲头检查。对此，长崎唐话课本《琼浦佳话》卷1记载：“各街上，各有一个街管，三个五甲头，一个防财副，一个总管，这六个人昼夜小心照管一条街。”此书系抄本，凡“官”字多写作“管”，故该处的“街管”，亦即前述的街官。关于街官，在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