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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舆论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扩张适用 徐光华 摘 要 近年来，在公众高度关注的领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过度扩张适用，如在道路交通安 全、食品与药品安全、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领域等。扩张适用该罪是顺应公众舆论的重刑主义、重罪主义诉求， 呈现出混乱性。审判实践中该罪与其他罪之间的界限仍然模糊，同案异判现象较为突出。公众舆论推进了该罪 的过度扩张适用，将社会问题司法化，忽略了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意见表达也不是建立在案件事实与法律 适用的基础之上。审判实践中通过 “以刑制罪”来实现公众舆论要求严惩犯罪的诉求，是功利主义的裁判观， 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防范该罪的过度扩张适用，应进一步明确弹性条款的解释原则，优化刑事立法，注重对 公众舆论的引导，着手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公众舆论；扩张适用 作者徐光华，法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审判实践中被大量扩张适用，近年来公共交通、食品安全等领域 的恶性案件频发，每一个案件爆发的背后都有强大的严厉追责的民意要求。为了回应民意，该罪出 乎意料地演变成为口袋罪。[1]随着社会风险的不断加剧，民众对安全和秩序要求的提高，通过扩张 适用重罪惩罚相关犯罪行为的诉求不断增强。某些醉驾行为造成结果已经超出了交通肇事罪可以施 加的最严厉刑罚能够给社会舆论带来的慰藉，“针对 醉‘酒驾驶’引发的恶性交通肇事案件日益高 发，特别是在社会公众极度关注的情况下，如何在交通肇事案件中恰当地评价 醉‘酒驾驶’行为， 成为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平抑公众不满情绪的重大问题”。[2]在刑法理论界对该罪的扩张适用背离 罪刑法定表示忧虑的同时，审判实践中对该罪的适用却呈现出过度扩张的趋势。笔者收集了北大法 意网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例336个，其中包括备受公众关注的影响性个案，如孙伟铭 醉驾案、张明宝醉驾案、刘襄生产、销售瘦肉精案、三鹿奶粉案等。上述案件中，尤其是备受公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刑法适用与民意互动的实证研究” 批（准号：11BFX110）、司法部2012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 论研究项目 “典型刑事疑案同案异判的实证考察” （批准号：12SFB3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见于志刚：《口袋罪的时代变迁、当前乱象与消减思路》，《法学家》2013年第3期，[1]第68页。 于志刚：《危险驾驶行为的罪刑评价— 以 “醉酒驾驶”交通肇事行为为视角》，《法学》2009年第[2]9期，第25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 北大法宝 关注的影响性案件，公众舆论影响了司法审判。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个案中，对后续的特定类型 的个案扩张适用该罪也都产生了影响。例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在全国第一次对 “碰瓷”案件判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团伙共制造碰瓷案件220余起。[3]判决之后，各地 对于 “碰瓷”类案件一改以往判处敲诈勒索罪或诈骗罪的做法，普遍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不论 “碰瓷”的次数多少、行为的危险程度、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案件是否受到公众舆论的 压力等。考察公众舆论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联程度，为二者的良性互动提供理性的建 议，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扩张适用的领域 考察笔者收集的336个案例可以发现，该罪扩张适用的领域越来越广，而这些领域也是受到公 众舆论高度关注的领域，如道路交通领域、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扩张适用是公众舆论要求 “治乱世 用重典”在刑事审判中的体现。该罪入罪的标准被降低，一些甚至是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出于惩罚 的需要却也被判处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一（）道路交通安全领域 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在应对当前的恶性交通肇事案件时，难以满足公众舆论严惩犯罪的诉求。 一些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肇事案件被曝光后，公众强烈要求判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 孙伟铭案、黎景全案。1979年刑法制定之后，我国审判实践中第一起因驾驶机动车造成严重后果被 判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是姚锦云案，[4]该案中行为明显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对于 在道路上 “飙车”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我国以往的审判实践中判处该罪的非常少见，第一起是 2008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的单向伟案。[5]但近些年来，对道路交通领域判处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