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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中的法律修辞变化 李 晟 摘 要：法律与修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法律修辞的历史加以考察，可以发现，传统社会中的法 律修辞侧重于文学性的积极修辞，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修辞则以理性化的消极修辞为主，与推理论证结合得更加 紧密。这种修辞风格的变化，反映的是社会变迁中社会分工的专业化。而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与决策过程的民主 化并存于现代社会之中，使得不同修辞风格之间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的更深层背景是权力的竞争。 关键词：法律修辞；积极修辞；消极修辞；社会变迁 作者李晟，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 引言：离不开修辞的法律 法律作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不是依靠人们基于内心自省获得的感悟与发现来 自觉行动，而 是基于共识形成对于他人行为的期待，并且需要外在于行动者的力量来加以维持，以强制机构提供 保障，从而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1]基于这样的特性，我们自然不能想象，存在着不能被表达和理 解的法律。虽然对于法律的理解不可能整齐划一地贯彻到每个个体的心中，但总体而言，法律需要 为其所治理的对象知悉，而不可能变成一种不可言说和获知的隐秘存在。否则的话，如商鞅所言， “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 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2]即使在法律还表现为不成文法的时代，不成文的法律也仍然需要 一定的表达，只是由于所处社会生活的简单，使得其不必借助严谨明确的成文表述而已。而在让法 律被人获知的过程中，无论是以口耳相传还是镂之金石作为载体，无论是通过抽象的规范还是具体 *本文初稿曾提交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法律修辞学研讨会，感谢与会学者的批评指正，感谢本刊匿名审稿专 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限于个人能力而未能修改完善而造成的错误与缺陷，文责自负。 参见 [德]马克斯 ·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1]社2005年版，第144-145页。 [先秦]商鞅：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页。 [2] 北大法律信息网 北大法宝 的事例加以表述，都需要形成具有一定意义的表达。这种表达的意义是在社会中获得的，人们基于 社会生活构建起来的思维方式而得以获得这种意义。[3]在这一获得意义的过程中 亦（即言说者与接 受者之间的沟通互动），双方是以话语作为交流的工具，离开了话语，日常生活的关系也就无从界 定，因而 “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4]而 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5]而在这样 一个以话语表述法律并使之在生活中获得意义的过程中，修辞又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日常生活存 在方式的话语，它不是静态的，而是要从社会生活中获取作为基础的材料，再就这些材料进行适当 的配置而使之向外发表。在这之间，存在着一个或长或短但必定不可或缺的过程，这个对于语词力 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也就是修辞的过程。[6]每一种能够获得意义的话语表达，都不能离开修 辞，只不过存在具体使用的修辞手段和效果的差异而已。修辞一方面是作为修饰词句的艺术，另一 方面也作为强化推理的工具。[7]因此，法律从其出现之始，就和修辞结合在一起，需要借助于修辞 的力量，将其所设定的行为模式传达给受众，使受众形成一定的理解之后，为其提供行动的预期。 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人们都不可能在不借助修辞的情况下，依靠一种 “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顿 悟，就获得对法律的理解和预期，即使最直白、看起来最没有修辞的话语，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不 像修辞的修辞，即所谓的消极修辞而已。[8] 对于修辞与修辞学的考察，不能仅仅从单方面的视角展开，而要注意到修辞的使用总是在人与 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中得到体现。[9]人们使用修辞进行沟通，总是为了让自己的想法更好地被人所 理解，不存在有意识地破坏话语可理解性的修辞。或许有人会举出诸如晦涩的朦胧诗、空洞的八股 文、过度修饰的赋、藏头藏尾或是拆字双关之类的文字游戏等等反例，这些话语当中的修辞，似乎 只是让话语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但是，这些话语在运用修辞技巧区隔一般人理解的同时，仍然加强 了另一部分受众、并且往往是话语表达者心目中更为重要的那些受众对话语的理解的可能性。[10]而 换一个角度反过来看，那些让话语的意思显得似乎是一目了然地展现出来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