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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 陈瑞华 摘 要：在程序性裁判领域，法院所要面对的不是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控辩双方所发生 的程序性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司法裁判活动中，被告人一般不会面临受到无根据和不公正定罪的危险， 无罪推定原则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司法证明活动也无需遵循严格证明的准则。目前，我国法律已经在非法 证据排除领域初步确立了程序性裁判机制。与此相对应，法律也有待于确立一系列证据规则，从而设定有别于 实体性裁判程序的证据准入规则、责任和证明标准。随着程序性裁判制度的逐步发展，这类证据规则也会得到 相应的发展。 关键词：程序性裁判；无罪推定；证据能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明责任 作者陈瑞华，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引 言 传统意义的审判是指法院为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而进行的司法裁判活动。随着中国法律制 度的发展，刑事审判已经逐渐突破原来固有的 “实体性裁判”的范围，而衍生出 “程序性裁判”的 机制。所谓 “程序性裁判”，是指那些为解决控辩双方存在的程序性争议而举行的司法裁判活动。 例如，被告人对某一法官提出回避申请的，法院需要对该项申请是否成立作出决定；公诉方或者被 告方申请法庭延期审理的，法院要作出是否批准的裁决；控辩双方围绕着管辖问题发生争议的，法 院需要就此作出决定；被告方对某一控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的，法院 也应决定是否予以采纳；对于被告方排除控方证据的申请，法院也需要作出是否同意的裁决……在 以上情形下，法院都需要举行程序性裁判活动，并对有关程序性争议作出裁判结论。这种裁判结论 尽管并不涉及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却对刑事诉讼的进程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根据所要解决的程序性争议的不同，程序性裁判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程序性裁判， 泛指一切旨在解决程序性争议的司法裁判活动。例如，前面所说的围绕着延期审理、回避、管辖、 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等问题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就都应被纳入广义的程序性裁判的程序轨道。狭 义的程序性裁判，则专指法院针对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或者下级法院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为确定是 否实施程序性制裁所进行的司法裁判活动。迄今为止，中国法律确立了两种典型的程序性制裁制 度：一是针对非法侦查行为的排除规则，二是针对审判程序违法的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制度。法院 为确认初审法院的审判是否违反法律程序的裁判活动，通常发生在第二审程序之中。而法院为审查 侦查程序的合法性、确认应否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活动，则可以在第一审和第二审程序中先后发 生。这两种旨在实施程序性制裁的裁判活动，都属于狭义的程序性裁判。 与 “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相对应的是，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存在着 “重实体性裁 判、轻程序性裁判”的观念。1996年完成的 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其实就是在实体性裁判程序中 引入对抗制的一次不成功尝试。[1]2010年10月1日开始在全国法院试行的量刑程序改革，确立了 一种 “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其实也属于在量刑审理程序中引入诉讼机制的一次改革。[2]但相比 之下，无论是刑事诉讼立法还是司法解释，在程序性裁判领域都没有作出带有普遍意义的改革。迄 今为止，无论是在证据展示的范围、延期审理、回避、管辖异议、证人证言调查方式、补充鉴定和 重新鉴定等领域，还是在二审程序中的诸多程序事项方面，法律都没有确立旨在规范法院自由裁量 权的程序性裁判制度。对于那些发生在上述领域中的程序性争议，法官大都按照一种书面和间接的 审查方式确认程序性事实，甚至不经控辩双方的有效参与，就直接作出采纳或者驳回的决定。不仅 如此，这些动辄以 “决定”名义所作的裁判结论，还普遍剥夺了当事人提出上诉的机会，检察机关 事实上也难以提出抗诉。[3] 2010年7月1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会同其他三个部门颁布实施了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 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为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确立了非法证据的范围以及 排除非法证据的后果之后，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该项司法解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 除的启动方式、程序性审查优先原则以及初步审查与正式审查相分离的机制，还规定了侦查人员出 庭作证的义务，建立了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以及相应的证明标准。[4]《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生效 实施，标志着一种针对侦查程序合法性的程序性裁判机制，在中国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