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媒体时代及其特征！.doc

超媒体时代及其特征 在我国，将以2010年作为超媒体时代到来的起点。因为这一年，我国各传媒将全面实现数字化管理，为实现多媒体传播和兼容打造出技术平台。到2050年前后，将迎来我国超媒体时代的中兴期，这也正是中华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时刻，若干个实力强劲的传媒集团，形成与世界对话的重要传播板块，有力地制衡东西方的信息文化交流，使东西方文化在相互磨擦、互为补充的循环运动之中成为双赢的国际主流文化。 超媒体时代有如下特征： 第一，以媒体为主导的国际通用文化形成。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都不是固步自封的，只有在保持自身优秀传统的同时，海纳百川，不断吸收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使自身长盛不衰。中华文化是这样，西方文化也是这样，在传媒相互竞争、相互碰撞过程中，只有合理吸收对方民族的优秀成分，才能被对方民族接纳。这样，在媒体开放达到平衡点的时候，东西方文化就会彼此拥有能为对方接受的共性部分，即超越民族文化而为全人类所共享的文化，而民族文化的精髓也在这样不断超越之中获得新生。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开放性文化，在超媒体时代，其自我超越和主动创新的精神，将接受全世界的检验，而成为走向世界的通用文化。 第二，随着文化趋同，媒体的地位大大提高，在社会上享有极大的公信力，各国都会把媒体作为组织社会和动员社会的有效手段。有人甚至惊呼：媒体全球传播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诉求，已经构成由军事、经济等物质杠杆所代表的“硬实力”之外的一种新型力量——“软实力”，它将成为影响全球政策的主要力量。同时，各国还会清醒地认识到，文化趋同并不代表价值观雷同和政治倾向的一致，各国政府都会更加重视利用媒体发表见解，“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现实将长期存在。媒体力量的强大，以及出于对国家信息传播安全的考虑，媒体管理部门在国家机构中的排位将会大大提高，成为仅次于外交、军事、经济之后的要害部门。 第三，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媒体是将信息一古脑儿推送给用户，这种方式迅速及时，覆盖广泛；缺点是针对性差。网络诞生后出现拉取信息模式，即用户根据需要主动从信源查找有用信息，这种方式虽能满足个性化需求，但及时性差，且对用户的检索能力要求较高。建立在多媒体传播平台之上的超媒体时代，将实现二者优势互补，以推拉结合模式既保障快速供给，又以及时的疏理、分类对用户进行贴身式服务。这是传播理念的重大变革。 第四，媒体运营严格按规则行事。各国将制订一整套媒体运营法规，指导传媒集团的运营机制。诸如媒体公司组成、融资手段及比重、频道监理制度、采访制作播出规定、侵权罚则、从业人员守则等等，使媒体行为得到规范，能够在法律公正透明的监督下进行。这将使我国目前存在的“条块分割、重复建设、实力分散、竞争无序、质量不高”的弱点得到彻底根治。 第五，超级传媒英雄诞生。媒体竞争加剧必然导致传媒人才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加之媒体公司基于降低成本、精减人员、激发活力诸方面的考虑，会注重招揽高质量的全能型媒体通才，以适应从产品生产到传输的全程信息化。这些人才要有上佳的口才，能熟练使用1~2门外语，熟悉广播、电视、网络和多媒体技术，能够使用多种手段从事采访、编辑、传输和与受众交流，具备超强的信息验证和过滤能力。未来的传播技术完全能够实现对同一个作品进行实时的、多媒体的、多语种的“联播”。即同一个媒体明星的声音出现在广播时候，其图像可以出现在电视里和网络中，其语言可以转化为文字出现在报刊上，各媒体之间都配有语言的同声传译和文字翻译系统，以解决媒体跨国传播的语言障碍。鉴于媒体与社会须臾不可分离的特性，超级媒体英雄由此诞生。当然，这些人物是建立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大众亲和力基础之上，靠着超群的工作能力一步一步脱颖而出的。 正如赵启正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它与国际关系（外交、军事、经济）也与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发生密切的互动，人们的见解和情绪，政府的政策和行为都影响媒体，媒体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政府的决策。媒体的社会责任因此而变得十分重大；媒体工作者——记者、评论家和主编们不仅成了引人注目的职业，他们对社会的责任也似乎比其他行业的人士更加突出。”① 超媒体时代的上述特征，有的目前已初露端倪，有的尚未显现，这是由泛媒体时代向超媒体时代过渡的必然状态。 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是这样展望未来的：媒体“让社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把多样性民意引进民主化过程中；新媒体造就公民社会。”全球性媒体“通过日程设置”，把国家颁布的政策“合法化”②。到超媒体时代的全盛时期，即21世纪中期至末叶，超媒体时代的特征将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社会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社会生活、国家秩序、世界和平在媒体的平衡制擎中走向高度文明，科技进步推动传媒引领社会走向数字化生存，并逐步过渡到后媒体时代。到那时，传媒所构筑的“地球村”真正还原了人类的旷世